辨着它们。她并不十分信任自己衰退的视力，不时地喊两声小约的名字。总是随着她的喊声有人扭头张望，但都不是小约。
人差不多走净了，收发室的老头熄灭了大门口的灯，校园顿时暗了下来，奶奶的心仿佛也立刻罩上了一层阴云。她艰难地走近收发室的窗口，她问老师还在么？老头儿告诉她，老师大部分走了，也许还有几个没出来。她说出了小约的年级班级，老头儿想了想，对她说：“等一会吧，兴许她没出来。”
当收发室老头儿告诉小约奶奶，正向校门口走来的年轻女人就是小约的班主任时，她的心里又亮起几分希望的光。
“我是尹约的奶奶，你好。”奶奶对老师说。
“你好哇。”老师热情地跟奶奶握手，“小约怎么样？”老师又问。
“小约没来上学么？”奶奶的心凉了。
“好几天了，她说跟你们一起回老家奔丧去。”老师见奶奶没说话，也觉得事情不妙，“她还交给我一张假条。”
奶奶缓缓地朝地上坐下去，仿佛她的腿再也没有力气支撑她的身体。老师急忙去搀扶老人，奶奶这时哭出了声。
老师扶着小约奶奶回到办公室，立刻打电话给王一，没人接。第二个电话打到尹初石报社，值班记者说好几天没看见尹初石了。奶奶问是不是出差了，对方说也许吧。
“他没有传呼么？”老师问。
“从前有。”奶奶终于平静下来，因为她发现眼下这么紧急的关头，她只有依靠自己去对付一切，这对父母都不在。她第一次认真地对儿子儿媳产生怨愤。
“我还是回家等一等。”奶奶对老师说。
“前几天她一直都回家了么？”老师问。
“跟上学一样，早上背书包离开，晚上按时回来。”奶奶说完起身告辞。
珍妮将一个在医科大学学中医的同乡送到外办的门口，简单聊了几句告别时人们常说的话，便返回大厅。她在取邮件时，值班室的电话响了。她看一眼敞着门但没人的值班室，走进去拿起了电话。
“请问这是外办么？”电话另一端传来一个女人焦急的声音。
“是的，请问有什么事？”珍妮尽量将自己的汉语说清楚。
“有一个叫王一的教汉语的女老师，她现在在么？”对方听出珍妮的外国口音，于是也操起了可能是人们出于下意识专对外国人说的那种汉语。
“我认识王一老师，出事了么？”珍妮只听懂了王一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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