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有些话，从别人嘴里可以说出来，但不能从我嘴里说出来。她要知道我也在说同样的话，她会非常非常接受不了的……”泉英说着，眼圈又红了。
“没事。您大胆说，不管您说啥，我们都一定给您保密。您喝口水，慢慢说。”邵长水忙安慰道。
泉英接过邵长水递给她的茶杯，却没有立马去喝，只是低垂着头，默坐了一会儿，而后才慢慢地说了起来；但她一张嘴说话，就让邵长水大吃了一惊，因为她也认为劳爷在出事前，精神上出现了一些不太正常的现象。她说得很慢，但却说得很清楚，说得很肯定。这让邵长水感受到一个意外的打击，一时间他屏息静气，只觉得自己呼吸都有些困难了。心跳加剧。毕竟她是劳爷的妻子，是最了解他内心状况的人，也是最爱护他的人。况且她又是一个中学教员，受过高等教育，知道什么是精神异常和心理变态。她说出的话，做出的判断，应该是有权威性的，也是不容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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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英说那一阶段劳爷失眠得厉害，整夜整夜地睡不着，头疼……他还会长久地独自闷坐在一个角落里落泪……他会不断问泉英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他继续在陶里根待下去，会不会有生命危险……
“这些情况小小不知道？”邵长水问。
“小小真的不知道这些情况。在白天，或者在小小面前，东林他还是比较能控制自己的情绪的。”
后来在分析汇总情况时，有一位副总队长却不同意泉英的这种看法。他分析道：“如果东林他能在小小在场的时候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就说明他在精神上没出啥大问题＝最多也就算个神经衰弱之类的事。真的要犯了精神异常症。是不可能自我控制的。那就跟真正喝醉了酒的人老以为自己没喝醉。是一样的道理。”
赵五六没参与这个“神经衰弱”和“精神异常”的讨论，他只是追问：“劳爷最早感到自己生命受到威胁，那是啥时候的事？你问了吗？”
“问了。”邵长水答道，“泉英嫂子说。她最早听劳爷说到这话，大概是事发前两个多月。”
“两个多月？那是他在余达成、曹爷和寿泰求那儿连续受挫以后的事喽？”
“是的。也是他在陶里根故意放肆吃喝玩乐的时候……”
“在陶里根，他显得那样的放肆和放纵。可是一回省城的家，到了深夜，他却又显得那么的痛苦和矛盾，还明显感到了威胁和恐惧……”一位副总队长感慨道。
“你有没有问嫂子。在这个时间段里。劳爷跟什么可疑的人接触过？或者有什么可疑的人去找过劳爷？”一位副总队长问。
“我问了。”邵长水答道，“嫂子说，也没见他跟什么可疑的人来往。劳爷一向是好交朋友的＝但这段时间。只要一到家，就很少出去串门、应酬。”
“在这段时间里，有没有一个神父来找过劳爷？”赵总队突然这么问道。
“有……”邵长水答道，心里却格愣了一下。据泉英嫂子回忆，这一段时间里，确有个神父来技过劳爷。但这情况他还没汇报，总队长怎么就追问起它来了呢？难道，总队长扶另外什么渠道也掌握了这情况？“泉英嫂子说。这件事让她还挺糟心的。因为后来的一段时问里，不知道咋整的，劳爷总找来不少天主教的书，经常一个人在那儿有看没看地翻看着，还经常傻傻地在那儿发呆……嫂子说她瞧着他那模样，心里都直发毛，真怕他走火人魔，钻了牛角尖，再也出不来了……”
“天主教基督教都是正经教门，一般情况下不会让人走火人魔的。”赵总队随口这么解释了一下，又问道，“那神父都跟劳爷说些啥了？”
“嫂子说，这，她不知道。那神父每回一来，劳爷就把他拽进房间里屋，关上门，单独跟他说悄悄话，从来不让她旁听。”邵长水说道。
“你马上再去找一下泉英嫂子，让她看看这张照片。”赵总队边说边掏出一张照片，递给邵长水，“让她指认一下，上她家去找劳爷的是不是就是照片上的这一位？”
邵长水接过照片来一看，照片上的这位神父留着挺大一部胡子，不是他意料中的那个白白净净、斯斯文文的齐德培神父。但后来经泉英认定，那段时间里上她家来找劳爷的，就是这位大胡子神父。
“要不要马上去找找这位大胡子神父？”邵长水请示道。
“先别着急，一会儿我带你去见个人。”赵总队神秘兮兮地微笑道。因为龙湾路八十八号小食堂的肉饼做得“一级棒”，每回上这儿来，只要临近饭口，赵总队总会留下来吃这肉饼。那天也一样。中午时分，他让小食堂那个白案师傅替他烙了两张又软又香的肉饼，又熬了一大碗稀稀的苞米碴子粥，剥两头紫皮蒜，来一碟拌了辣酱的米醋，别的啥也没要，喝着嚼着，稀里哗啦吃了个透心舒服，痛快。而后上办公室，拼凑起三把靠背椅，拿一摞学习资料当枕头，呼呼地睡了四十来分钟，开上车，把邵长水带回省厅大院。进了他的办公室，按老规矩，先给邵长水沏了杯茶，又给自己那个大茶杯续满水。
“让我见谁？人呢？”办公室里并没有别人。邵长水迟疑地问。
“急啥嘛。八十八号那个做肉饼的小伙子手艺不错。听说是河北香河人，正宗出肉饼的地儿。咱们想法子把他弄到咱总队来，让他专为咱们做肉饼。咋样？”总队长兴致勃勃地说道。
“这……”邵长水又迟疑了一下，说道。“这还不简单，只要您总队长一声令下，调谁不成啊？”
“这小伙子跟我说过好几回了。他挺想当刑警。咱们用这个名义把他调来，以后咱总队搬出大院。独立门户，总得另起炉灶单开伙，就让他在我们的小食堂里掌白案。”
“那敢情好。”邵长水说道。
“那就这样说定了，把他调来先搁在你们大要案支队当个普通警员。等正式成立总队小食堂了。再让他归位。”赵总队正有滋有味地做着“肉饼憧憬”时，电话铃响了＝他拿起电话，跟对方说了句：“人安置好了？行。你们在二号楼里等我一会儿。”就挂了电话，赶紧对邵长水说：“让你见的人已经到位了。”
“啥叫到位？搞得那么神秘＝您到底要让我见谁啊？”邵长水问。
“你猜。”
“我的总队长，您就饶了我吧。”
“让你见个神父。”
“大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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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对。”
“齐德培？”
“算你小子脑瓜子够用：还有个人。猜。”
“那还用猜？其中一个如果是齐德培的话，那另一个肯定就是那小丫头曹楠了。”
“好好好，脑瓜子真够用的。”
“您这会儿把他们请到这儿。想谈冶？”
“请？我可不是请他们来的。说‘抓’吧。有点不准确，也不符合法律手续：可说‘请’。的确不符合实际情况。说‘带’吧。我让人把他们带到这儿来了。”
“出啥事了？”邵长水略微地一愣。
“我不是告诉过你，这一段。我一直捉摸着曹楠这丫头绝对不是一盏省油灯，安排人盯着她。嗨。还真盯出点名堂来了。”
“哦？”
“跟你说实话，我从来就不信像东林这么一个老刑警，一个老同志，会跟某些人说的那样，遭遇一些坎坷，一些想不通的事，就会窝窝囊囊地整出啥心理异常精神崩溃的名堂来了。你以为他是大学校园里那些只会玩自我的白面书生呢？他把一些东西藏到了银行保险柜里。如果他精神崩溃了，能这么干？从爆炸现场找到了一些纸屑屑，从这些纸屑屑上残余的个别字迹来看，这份东西很可能就是祝磊所写的材料，那份在看守所里突然失踪了的材料。如果情况属实的话，现在需要回答的问题是，这份材料是怎么落到劳爷手中去的。这份材料里到底写了些什么东西？炸保险柜的犯罪分子又是怎么知道这个保险柜里藏着这份材料的？这起事件跟劳爷之死又有什么关系？”
“原先上头不是不让碰别的问题，只让查劳爷是怎么死的吗？”邵长水问。
“不把这些事整明白了，能闹得清劳爷之死的真相吗？”赵五六反问道。
“那……”邵长水噎了一口唾沫，问道。
“那啥那呢？”赵五六反问道，“我们碰啥别的问题了？我们还是在查劳爷是咋死的。”
邵长水迟疑了一下，还是追问了一句：“上头能允许我们这么往深里查吗？”
“他没说让，但也没说不让。只给了个大原则：只查劳爷是怎么死的，别去碰这以外的问题。从各方面的情况看，现在应该这么说：后阶段，劳爷用自己生活上的‘放纵’来做掩护，使自己周围一下激化起来的矛盾渐渐得到平息。如果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劳爷真的是堕落了，或者精神崩溃了，他不应该被害。那些人干吗还要杀害一个已经自我堕落和崩溃了的人？这说明，那些人后来也发现劳爷在‘蒙骗’他们。还有一个推断就是，他们突然之间发现劳爷还在搞秘密调查，并且帮着转移了祝磊的那份材料，并且把它藏了起来。他们很可能正式或非正式地跟劳爷下过‘最后通牒’。但劳爷没答理他们。他们才最后下了这毒手＝我们不想知道祝磊在他的那份材料里到底揭发了谁的什么问题。但我们必须搞清楚劳爷在这档子事情里到底扮演了个啥角色。这个角色对他的最后死亡究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您派人去查了？”
“那当然。”
“查出啥结果来了？”
“问遍了看守所所有相关的同志。都问不出名堂。他们只肯定祝磊写过一份很长的材料，但写完后。再要找它，就突然找不见了。他们证明，劳爷没有到看守所去接触过祝磊。他想接触，也不可能让他接触。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实际上他也没去。他一个老警察，当然是懂这里的规定的。既然池没去过看守所，也没接触过祝磊，那么这份材料七搞八搞地最后是怎么落到他劳东林手里去的呢？这里总得有个通道啊：总不能跟变魔术似的，吹一口气，就从看守所挪到他劳东林那儿去。但看守所的同志一口咬定，这个阶段从来也没有一个外人进入过祝磊住的号子……只发现了一个人……一个神父……”
“一个神父？”邵长水差一点又大声叫了起来。
“是，一个神父。”
“神父怎么进了看守所？”
“是啊，我也觉得很奇怪。再追问。才知道，这是祝磊提出的要求。他想在就刑前，找一个神父探讨一下生和死的问题，以求得心灵最后的安抚。”
“在生命的最后关头。这么个高学历的副市长转而寻找宗教的心灵庇护了？可能吗？”
“倒也不是不可能：现在这些中青年领导干部，包括你我这样的在内，并没有像老一代那样。经历持别严格的、甚至可以说都有些残酷的政治磨炼和现实汰选。有些人的并迁真的只在某些上层领导的一念之间，就会发生极大的起落。为此，某些年轻干部的信仰根底，精神寄托都比较浮泛。很容易动摇和转移，甚至都很相信天命。他们中间，请算命师替自己算命，预测前程，禳解灾祸的，大有人在。而这样的事情在各地都可以说并不稀罕。我还听说过这样一档子事，不知道你注意过没有，省电视台每年春节晚会上都有一个黑黑胖胖的中年汉子，穿着红西服，坐在贵宾席上。每回晚会都会给他好几个特写镜头。据说这黑胖子就是省内一个特别著名的星相大师，是省电视台台长的好朋友，常在一些省市领导的家中出入，为他们测算官运。这几乎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所以，当看守所的领导听祝磊说，想找个神父来谈谈，也都没觉得有啥不正常。立即把他的要求报告给市监狱局。监狱局领导觉得这事太重大。不敢做决定，又往上报到市里。最后主管这方面工作的市领导批示，鉴于祝磊的特殊身份，满足他的这个要求……后来祝磊就点名要圣西堂的神父到看守所来跟他谈话……”
“圣西堂的神父？齐德培？”
“对，就是那个齐德培。”
“他过去跟齐有过接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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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了解，出事前，他从来没跟这位齐神父有过接触。”
“那他从哪里知道这个齐德培的？为什么一定要点着名地要他？这里一定有鬼！”
“作为一个前副市长，虽然不信教，没接触过宗教界人士，但他还是有可能知道市内几个大教堂里的主要神职人员的。但点着名地要某一个人，这无论如何是有一点让人起疑的。后来我亲自又去看守所做了一番了解，又发现了一点儿破绽。”
“哦？”
“我了解到，他这个要求是突然之间提出的。提出以前，没有一点要‘皈依宗教’的迹象，甚至都没有跟同一号子的人谈论过什么宗教问题。但有一天他突然就提出了这个要求。”
“在这一天前，发生了什么事？”
“是啊，我就向曾跟他同一号子里的服刑人员和看守所里的管教法警了解，在这一天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一开始他们也说不出啥来，觉得那几天里一切都很正常，并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但无意间谈的一个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他们说那天之前，祝磊见过他的辩护律师。我就追查，那个律师当天跟祝磊到底谈了些什么。我问了当时在场的一个法警。他说详细的记不住了，但大概的印象，他俩都在谈上诉的事，祝磊还问了一下家人的情况。祝磊跟他的妻子关系并不是太好！但他非常喜欢、也很为自己那个即将中考的儿子担忧。除此以外好像并没有谈什么不该谈的内容。我马上调来当天当时的电子眼监视录像带，一开始也没看出什么名堂。我反复看，一点一点地在慢放中过滤每一个镜头和画面，终于发现，有一个瞬间，那个律师突然低下头，用极低的声音说了句什么。因为声音压得很低很低，他说的那句话没能录下来。肯定是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因为从画面上看，祝磊听得特别聚精会神，而且还有一种欣喜和惊诧的神情从他睑上一掠而过。我复制了一盘这录像带，让总队技术科的同志对这一段画面的音像做了放大的技术处理和分析，原来十分低沉和模糊的声音中。隐隐约约地能听出‘神父’两个音来，然后又读他们的唇语，基本上能读出‘齐德培’三个字……”
“啊，这太关键了！”邵长水兴奋地叫道：
“是啊，我立即找到这位律师。不等我放录像，只是把录像带往他面前一撂，他就什么都招认了。确实是他提示祝磊，向看守所方面提出要求，见神父齐德培。这是他目前惟一既可以见到、在见的过程中又可能不会受到太严密监视的外人。在这一点上，即便是律师也没那么‘方便’。也就是说，即便是律师，要想从祝磊那儿带出什么东西，目标也太大了。”
“哦，他们是通过神父把那份材料带出来的？”
“是的。神父去见祝磊，总要带圣经去。再带些说教的书籍和材料。虽然他进出号子也要接受检查：但对这样一类极少在看守所出现的人物，又是神职人员。又是领导特批的人，年轻的法警们很自然地有一种恭敬的心理，检查了一两回，没发现啥问题，以后的检查就随意多了，而材料就是这样被夹带出来的。”
“律师为什么要他把材料夹带出来？”
“这事的根子当然不在律师身上。当然是有人去找到这位律师，让他给祝磊递这个信息，做这样的安排的。”
“谁？曹楠？”邵长水的心又格愣了一下。
“对，就是这个小丫头。”
“我的天呐，她在这件事情中卷得那么深？为什么？”
“是啊，是得认认真真问一个为什么了。所以最近我才对她上了些手段嘛，就是要搞清她在这个案子中到底在扮演着一个啥样的角色。前两天眼线报告，她和那个齐德培可能要‘出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