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真说起来，按照一百三十万户，每户十七石左右的农税来算，一年的农税，其实应该在二千一百万到二千二百万石之间。
但农税作为如今汉室唯一的政府财政收入，并不是全都缴纳国库的。
每年的农税收上来之后，各地都会从各自治下所收取的农税中，截留三到四成的部分，用作地方官府下一年的行政开支。
至于送到国库的那六到七成······
“汉五年至汉七年，少府得口赋钱四万万余，今已熔近三万万，以铸钱三铢。”
“及汉八年，口赋便已多为百姓私铸之钱三铢；去岁、今岁，更几不见钱半两。”
刘盈正思虑间，就闻阳城延继而道：“国库所得农税，虽岁得千余万石，然其大半，皆用于朝臣百官、地方官吏之俸禄。”
“余者，亦多为陛下率军出征，平定叛乱之异姓诸侯所用。”
面色沉重的做下最后补充，阳城延终是稍直起身，对刘盈一拱手。
“此，便乃家上所问‘府、库因何空虚’之解。”
“——国库之农税，皆用于官吏俸禄，及大军粮草耗费；少府之口赋，亦尽用于熔铸钱三铢。”
“由自汉八年，口赋多为钱三铢时起，少府之入钱，便实已名存实亡······”
言罢，阳城延稍一躬身，以表示自己已经说完。
就见刘盈闻言，只面带凄然的长叹一口气，望向阳城延的目光中，也稍带上了些许感叹。
“此，便乃孤强令少府，勿得再铸钱三铢之因啊······”
“若不即休铸钱三铢，待少府所储之钱半两熔尽，少府，便当再无丝毫权柄·······”
道理再简单不过：作为天子的私人小金库，少府的权力，几乎是和财力牢牢绑定在一起的！
作为长安朝堂，乃至于整个汉室政治体系中，唯一一个独立于行政系统之外，只对天子一人直接负责的部门，少府能在朝堂争夺话语权的唯一手段，便是撒钱！
就那此次，朝堂整修郑国渠来说，少府（天子）、国库（外朝）都没钱，大家就只能有商有量，客客气气的沟通。
可若是少府有钱？
别说举朝议商量了，天子刘邦一声令下，少府自己就能把事儿办妥，完全不用带外朝玩儿！
少府一手完成，出的又全是内帑钱，这笔功劳，外朝别说分一杯羹了，就连摸都摸不到！
可若是相反的情况，即国库（外朝）有钱，少府没钱，那就有些尴尬了。
正所谓有求于人，则必礼下于人。
作为开国皇帝，刘邦自然具有‘天下都得听我的’的能量。
可若是刘盈登基之后，遇到某个需要用钱的地方，又恰逢国库充盈、内帑空虚，那就免不得要温言悦色的去和丞相萧何商量，甚至是放下身段去求。
说白了，国库和少府的关系，就像是一对相互合作，同时又相互竞争的合作伙伴。
少府代表天子，也就是君权；国库代表外朝，也可以大概理解为相权。
而在这两方的竞争中，谁更有钱，谁就更有底气，就能有更大的话语权。
外操势大（有钱），君权暗弱（没钱），那就是和刘盈前世那样，被丞相喷一句‘垂拱而治圣天子’，就要在宫里自闭好几年。
若是外朝势弱（没钱），君权强盛（有钱），那自是和历史上的武帝刘彻那般，口含天宪，言出法随。
打匈奴，外朝不同意？
——没事，朕自掏腰包做军费！
建宫室，朝臣有意见？
——无妨，朕出内库钱做资金！
虽然听上去有些离谱，但在这个时代，君臣之间权力斗争的本质，确实就是如此。
谁有钱，谁就有底气；有底气就嗓门大，嗓门大就有话语权！
而在先前，刘盈之所以要用‘官奴要用来修渠’的借口，来强行停止少府熔铸三铢钱的进程，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如今的少府，可是正在一边以‘口赋’的名义，从百姓手里收着没法用的三铢钱，一边把手里的半两钱，也熔铸成没有流通性的三铢钱！
要是刘盈再不喊停，等一年多以后刘盈登基，少府就要没钱了！
老爹在，少府没钱倒也没啥——开国皇帝嘛，整个天下都是他的，谁也不敢扎刺儿。
就算做出‘把半个国库拨给少府’的举动，也绝对没人对刘邦说一个‘不’字。
但刘盈一个二十岁都不到，加冠之礼都还没进行的毛头小子，若是登基之后连钱都没有，还怎么和外朝那些个老狐狸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