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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治国火了，他早就想冲这个不孝女发一通火了。他狠狠地放下茶杯，溅了一桌子水，然后，指着海燕的鼻子训斥她道：
“你想干什么？你乃乃住院一个多月，你跑哪去了，我看就是惯坏了你，你还有脸说。”
“呜——”海燕捂着脸哭起来，琛琛一见也跟着“哇哇”大哭，被丁文革领进里屋去了。
张桂云不让了，从厨房钻出来指着徐治国大叫：“你想干什么？回家一趟这么稀罕，冲闺女发什么火？”又转过头来，冲海燕说：
“海燕，不用哭，你没有对不起这个家的地方，有什么话就说，也比有的人掖着藏着强。”张桂云显然又在指桑骂槐，眼瞪着徐治国。
徐海燕抹了两把眼泪，委屈地说：“爸，你能不能把那个金锁链子拿出来？”
“干什么？”
“拿出来就知道了。”
“你到底想干什么？还来命令我！”徐治国又火了，海燕也火了，连哭带叫：
“叫你拿出来就拿出来嘛，不看这个东西怎么知道……怎么知道我们姓什么——”
徐治国憋着一肚子气，老太太被送太平间后，传家宝就一直在他那儿收着，准备陪葬用。现在海燕突然间念叨起这东西，而且还在胡言乱语，真是邪门了。
他站起来，“叮呤哐啷”碰得桌椅乱响，快步走进里屋，马上就转身出来，“啪”地把金锁扣在桌子上。
“看吧，毛病！”徐治国冷着脸坐下。
金锁七零八落地散在桌子上，两个心形因为再也扣不上了，仰面朝天——
秘密大白于天下。
最先站起来的居然是徐治国，他仔细端详着这件东西，眼盯在小像上不会动了，然后他迫不及待向厨房里招呼张桂云拿他的老花镜。张桂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连她自己的老花镜也拿来了，一家人头碰着头，齐聚在桌子上，却谁也不敢先说话。
“这个人是谁？”还是徐治国先开口了。
海燕吃惊地望着她爸，接口道：“我就是想问这个人是谁？爸，难道你也不知道？”
徐治国摇摇头，一家人面面相觑。袁建华却异常兴奋，不知好歹地抢话说道：
“这真是个宝贝啊，太浪漫了，肯定有个大故事在里面，可能还是中国版的《泰坦尼克号》，这不是海洋之心吗？你看，上面还镶着紫色的水晶，你乃乃不是个一般的女人，风流人物啊……”
“闭嘴吧！”
徐海霞白了他一眼，她得赶紧制止他，否则，谁知道这个浪荡子还能说出什么有辱她家门楣的话。
张桂云小心谨慎地拿起来看了看，望着徐治国说：“妈生前没提过这件事呀，你也不知道？”
突然，她又像烫了手一样把金锁撂在桌子上，战战兢兢地问：
“我的亲娘嗳，这东西不是被海燕弄丢了吗？5年了，怎么老太太一走，又出来了，怎么回事，闹鬼了？”
丁文革终于找到开口的理由了，这几天他既含着内疚也憋着气，不吐不快。他赶紧问：
“妈，你问问海燕吧，怎么回事她知道。她一回来金锁就出现了。金锁是被她一刀劈开的，我也想知道怎么回事？”
所有的目光盯向徐海燕，这又不是她一路上所想象的场面了，她顿时血y上涌，手心冰凉。
老天，我该怎么说？说王淼？说阿彩？说床上那个女人？一旦说出来，丁文革还不得宰了自己，反正死路一条了，从哪里开始说？
徐海燕心里嘀咕着，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危急时刻，厨房里忽然跑出了杏花，眼里噙着泪，声音颤抖着说：
“我知道，我知道，老太太跟我说过，我全知道。”
说完，她叫了声“大娘，你的命真苦啊！”就一腚坐到椅子上，哭得浑身乱抖。
第十一章 南非黄金巴西水晶
1931年秋，高密西北焦家庄。
11岁的焦素贞和她娘，还有17岁的四姐淑英，从山上躲日本鬼子回到村里后，到处是一片呛人的焦糊味，日本人刚刚洗劫了村庄，老焦家的房子被烧了一半，露着黑糊糊的房檩。
这天是改变焦素贞命运的一天，没有焦家姐妹进城，就没有今后的徐家。
这一天，焦家姐妹挎着蓝花小包袱乘上火车，被表叔带到青岛小鲍岛的一个大杂院里。院里乱摆着些煤球炉子、洋油桶，她表婶穿着仁丹士林布对襟夹袄，头梳得溜光，一脚踏出门来迎接两个侄女。
素贞一见，扯着她姐姐的手就跑，一边跑一边哭：“娘呀，就是叫日本人打死，俺也得回家。”
她表婶扶着她肩膀说：“那样吧，给你找个活干，都是一般大的小嫚一块干活，你就当去玩几天。”
次日，她表叔拿回家个铁牌，素贞捏着写有“8”字的牌，好奇地问：“怎么像条小鱼？”
来到工厂后给看门人亮了牌，走进厂长室，一个大鼻子黄头发的外国人冲表叔“叽哩哇啦”说了一阵洋话，把素贞吓得直打哆嗦。他们讲好的是素贞去包装，她四姐去打包，都作“一工（一种试用工）”。
刚被带进车间，望着轰隆隆的大机器，繁忙的工人，到处飘荡的香烟味，这一切和寂静荒凉的乡村多么不同啊！素贞“哇”地哭了。大鼻子彼得慌忙赶来，一边大声叫工头：“夏，e on！夏！”
“小嫚，你怎么了？”工头问：
“俺得找俺姐姐。”素贞边说边哭。
工头翻译给大鼻子彼得听，大鼻子耸耸肩，和夏工头哈哈大笑着走了。
半个月后，姐妹俩每人领到4块钱工钱，4块钱可以买到两大包面粉。表婶说：“明天，带你们做几身衣裳。”第二天，到北京路谦祥益绸缎庄给素贞扯的是黑底红花绿叶的直贡呢裤子和天蓝色撒小花的褂子布料，马上到裁缝铺做了衣服，还滚了金边。素贞穿戴好，在她表婶的回文雕漆长镜前，前后转了几个圈，咧开嘴笑了。表婶说：“咱再玩半个月吧，再给你扯几身衣裳。”
又回到工厂，这时干包活了，多干多拿。半个月后，素贞拿回11块钱，她姐姐7块钱。表婶果然带她们又来到震泰做花衣。这时，素贞不好意思地低着头小声说：“表婶子，俺能不能再干半个月？”
表婶眉开眼笑：“好啊！”
从此以后，素贞和她姐姐每月往家捎钱，还接她娘上青岛逛街，给要出嫁的三姐办嫁妆。这件事轰动了全村，都羡慕焦家有两个能挣钱的闺女，纷纷效仿她们去青岛淘金。临村老万家的儿子大魁也随着这股潮流，挤进了小鲍岛的大杂院。
素贞再不是那个扎着小辫的乡下小嫚了，她的手飞快，一大摞“大j”和“婴孩”牌香烟的包装纸在她手里转眼间就变成了一码一码的香烟。她学会喝斥旁边案子上10岁的小栓，不准他们钻到案子底下弹玻璃球，她学会教育11岁的根儿不准玩火，一旦烧了手，就把他抱到厂医务室。素贞已成为大英烟草公司数得着的熟练工人。
转眼到了1941年夏天，厂里“歇伏”的日子，六月十三这一天，素贞沿着辽宁路，走过和兴利油坊去厂里领工钱。改变她命运的时刻来了。
她这天穿着粉红色的绉纱马蹄袖圆边小褂，白纺绸裤子，小脚上裹着一双银缎绣花鞋，打着白底花洋伞，腋下别着水绿洒花湖纺手巾，腰上娇俏地露出一小节大红腰带的流苏穗头。现在的素贞，已经一口气窜成身高1米65的大姑娘，转眼就21岁了，变成了名符其实的青岛大嫚。
大柳树下坐着华北火柴公司的股东徐维礼，他穿了一身白苏罗夏衫，摇动一把白团扇，眼前紫榆百龄小圆桌上，摆着刚沏好的西湖龙井。他瞟了远远走来的素贞一眼，用带宁波口音的官话对丛大老板说：
“侬青岛妹妹蛮漂亮。”
“当然，这是大英烟草公司的人，就是摩登，哪像我们火柴厂的？青岛有句话叫：”大英出摩登，火柴出妖精。‘“
“哈哈哈，好个摩登，好个妖精。”徐维礼这个略微发福的中年人“哈哈”笑着站起说，目光一直追着素贞。
焦素贞此刻正走到跟前，啐了一口，不高兴地说：
“你说谁妖精？”
徐维礼再次“哈哈”大笑，盯着这个细高挑的青岛大嫚走出老远，看一条大辫子一甩一甩地拖在她身后。
从此以后，素贞每走到这里，便看见那个南方男人在柳树下喝着大茶，偷窥她的一颦一笑。
好景不长，素贞很快不在路上走了，日本人在青岛登陆，接管了烟草公司。工资减了，馒头变成了橡子面窝头，工人开始往家偷烟，日本人就大批开除工人，让偷烟的女工脖子上挂满香烟游厂。
终于，连大鼻子彼得都被日本人软禁起来了，在《青岛新民报》这份日伪报纸上，“英”、“美”两个字的右边被加上了大大的“犬”字，作为对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声援。英美烟草公司的工人全部被赶回家，另换一批十五六岁的小姑娘，付给她们低得可怜的工资。
素贞消失了，爱看她的南方人也消失了。
街上满马路日本膏药旗，美国轰炸机说不准什么时候就来了，家家要挂红黑两层的防空窗帘，玻璃上用胶布贴着“米”字，门口放着准备灭火用的沙子和水桶。素贞她姐姐已嫁人，她也要收拾铺盖卷在大魁的护送下回乡。
身高马大的大魁早已是火柴厂的老工人，当年焦家大娘曾将素贞的四姐淑英许配给他，可是淑英进城不久就嫁了人，大魁就一直未娶。眼见着素贞越发出落得像她姐姐，而且身材高挑，比她姐姐还水灵挺拔，大魁打心眼里喜欢她。可他一个穷工人，住在6平方米的工人房里，只有窗棂子和封窗纸，他哪里配的上“大英”的女工。
局势越来越紧张，抗日的青保游击队在谦祥益绸布店门口放下定时炸弹，还在大麦岛杀了日本顾问乔智星，日本人疯了一样地大搜捕。日本兵在街上看见漂亮的大姑娘，就围上去调戏，嘴里咕噜着：“花姑娘，花姑娘。”素贞她们都把大辫子藏进青色竹布棉袍里，脸上抹灰，打扮成中年妇女的模样。
反正青岛是呆不下去了，素贞今天要去火柴厂，大魁在那里等她一起坐火车回高密。
兵荒马乱中离开青岛，素贞心里真不是滋味，不是为了怕回去过苦日子，而是她已经彻底融进了这座城市。她习惯了去湛山寺烧香，习惯了逛台东萝卜会，习惯了吃金诚包子铺的包子，还有劈柴院的豆腐脑，“西大森”的油炸糕。她现在说一口青岛话，用牙粉刷牙，连高密大黄牙都不黄了……
这一切马上就要消失了，怎么让她不伤心。
这一天，她朴素得像个村姑，穿一件二蓝色仁丹士林布棉袍，依旧像来时那样挎着蓝花包袱，只是包袱变得很大很沉。里面不光有给她娘买的珠羔里子的小皮袄，还有给她侄儿做棉袄面的品蓝摹本缎，甚至还有几斤万春盛的点心。东西再多，怎么也装不下她眼里的青岛。
大魁却很高兴地直搓手，他一见素贞就想，和她一起回去，添置两亩地，过老婆孩子热坑头的日子他也知足了，他也打谱不回来了。这一辈子，能娶到焦素贞，就是他的最大愿望。
在火柴厂院里，素贞先从怀里把大魁的照片拿出来，羞答答递给大魁。为了回家，两个人每人在辽宁路照相馆照了几张相。大魁红着脸说：“你收着吧，反正回家还有的是时间看。”
可是，正当素贞跟着大魁要出工厂大门的时候，一个带南方口音的男人突然在背后大声说道：
“大英出摩登，火柴出妖精。”随后是一串爽朗的大笑。
大魁赶紧行礼：“徐先生，你好。”徐维礼身穿古铜色银花缎长衫，不理会大魁，却径直走到素贞面前，笑吟吟地问：
“请问小姐贵姓？”
“你不是叫俺妖精吗，还问什么？”素贞认出来眼前的男人，不高兴地要拉大魁走。
“慢，小姐能不能赏光看样东西？”
素贞迟疑地跟徐维礼进了帐房，空留下大魁站在院子里不安地向上张望。
徐维礼回到帐房，桌面上乱堆着些青布面、梅红签的帐簿，他从底下拣出一个画轴。素贞正疑惑，徐维礼“哗”地展开了画轴。
展现在素贞眼前的，是她夏天穿着粉红绉纱马蹄袖圆边小褂的白描仕女画，旁边端端正正盖着徐维礼的大印。
不用再说，徐维礼这类模仿《牡丹亭》那类才子佳人的小把戏，唬住个北方小脚姑娘绰绰有余。
“你把俺画得真俊！”素贞不好意思地低下头说。
徐维礼把画轴卷起来，又仔细用红缎带扎好，郑重送到素贞手里。素贞惊慌地连连往后退，一边摆手，一边说：“徐先生，俺哪敢要你的东西，俺不知怎么谢你。”
徐维礼哈哈大笑说：“谢什么？小姐如何称呼，侬告诉我，这就是最好的答谢了。”
素贞用小得不能再小的声音，抬眼偷偷看着徐维礼说：“俺叫焦素贞。”说完，抱着画轴转身跑下楼。
徐维礼在楼上看着素贞和大魁肩并肩走出厂门，惋惜地摇了摇头。
素贞头也不回地走了。她这趟回乡是要跟大魁成亲的，她们闯荡青岛的这帮童工，都二十多岁了，早该成家了。
大魁坐在火车上一路瞅着素贞笑，弄得素贞不好意思，嗔怪他：“看什么，看进了眼里扒不出来了？”大魁幸福地直搓手。
好景不长，车到蓝村站就停住了，车下一排一排的日本兵让大魁再也笑不出来了，日本人在胶济铁路沿线查青保游击队，决不放过一个人。
一个矮胖的日本兵在车厢里横冲直撞，查每个人的良民证，查到素贞时竟不怀好意地用手指掐了掐她的腮帮子。大魁火了，站起来大吼一声：“你干什么？”素贞小声说：“算了算了。”大魁刚坐下，一只肮脏的大手冷不丁向素贞的胸脯摸来，大魁一把抓住这只穿日本军装的胳膊，反手就拧了起来，日本兵痛得哇哇大叫：“青保的干活！游击队！”正在盘查的日本兵马上一拥而上，车厢里大乱，大魁抢起胳膊左右出击，但寡不敌众，很快就满脸是血，被日本兵押上卡车，往市里开去。
素贞在混乱中逃下火车，等她辗转一路回到小鲍岛大院时，吓得一头扑到她表婶身上，表叔一听大惊失色，青保游击队刚杀了个汉j，大魁被抓去了那可是死罪啊！
果然，枪毙告示很快在日本宪兵队贴出来了，大魁列在其中。素贞她表叔带回这个消息时吓得上下牙直打哆嗦。
素贞一听，吓得几乎瘫在地上，她表婶正在那儿重新收拾素贞的东西，拿着画轴突然惊喜地说：“素贞，你认识徐大老板？你怎么不早说，可能大魁还有救！”
素贞顾不上哭了，抱起画轴就跑出去。
果然，徐维礼二话没说，放下手里的应酬。在北京路“顺兴楼”宴请了日本宪兵队的植广健太郎和几个汉j，还让仆人抬上一小箱银元作见面礼，又出重金请顺兴楼王老板求了清末遗老的字画送礼，酒足饭饱后，徐维礼陪他们逛了平康里的上等妓院，好一通忙活。
大魁遍体鳞伤地被放回来了，和素贞抱头痛哭，不是哭他的死里逃生，而是为素贞——为报答徐维礼的救命之恩，她答应做他的外室。
1942年初冬，焦素贞坐着徐维礼的汽车去新南京开记理发馆烫了头，然后和他去天真照相馆照了结婚像，婚礼很快就举行了。
那可不是一般的婚礼，她嫁的是火柴公司大股东、上海滩鼎鼎有名的商人徐维礼。她要住的新房是胶东路标准的公馆房，两层，带一个院落，有观海露台，是徐维礼按照他在上海福熙路的公馆图纸盖的，很有气派，洋味十足。
新房里摆满柚木家具，8个大樟木箱，大红平金五凤齐飞的围屏，梳妆台上摆着银粉盒、银漱盂、银花瓶，屋中是一张带帐子的宁式大床。这张红木大床，有描龙雕凤的床门，铺着舒适的棕棚，三面镂空花板下还有好些小抽屉，纱绡帐子上绣着仙女，床前还有绒脚凳。这是徐维礼专门从出产宁式床的浙江乌镇定做后，用轮船运来的。
至于珐琅自鸣钟、留声机、缀有小绣球的墨绿色窗帘等稀罕物，全是从上海采买来的正宗货，甚至素贞穿的软缎绣睡衣、小金表、垂脚面的十几件乌绒阔滚软缎长旗袍，也各有品牌和出处。
喜得素贞她表婶子说，这侄女是掉进“福墩子”里去了。婶子给素贞穿上上海买来的洋婚纱，扶她坐上花车，高兴地闭不上嘴，直唠叨：
“‘老虎不在家，猴子称大王。’大太太在上海，当个二房一点不寒碜。俺家素贞算是熬出头了。”大杂院里的人都很巴结地叫她“二姨”，让她享福别忘了老邻居。
果然，徐维礼对他的北方“二姨”宠爱有加，下班一回来就教素贞跳舞、识字、打麻将，还带她到中山路上德国人佛劳塞尔开的牛排馆，吃两元钱一份的正宗德式牛排，到青岛咖啡馆去品南美咖啡，完全是按一个正室太太的标准来调教她。
日子一晃而过，进了腊月，到处都响着鞭炮，徐维礼要回上海过年了，素贞眼泪汪汪。快过小年了，分别的日子日渐临近，徐维礼的小轿车里又走出个土里土气的大姑娘，他把这个叫杏花的莱西丫头交到素贞手里，又去请了秧歌队，让他们从正月初一起，每天来徐家楼前院子里踩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