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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鉴定看上去很枯燥，但我们很快就会注意到，它们在后来的侦查工作中，发挥出越来越明显的作用。
五、发现夹河子干渠中的摩托车
这在当时，与乌鲁木齐“819”案件没有直接联系，是发生在异地的一个普通案件。我把发现摩托车案放在这里来写，主要是不想违背时间顺序。同时也想说明一下，一个大案件背后的线索是多么扑朔迷离，你认为毫无关联的案件，等到真相大白时，却是这一案件的有机部分。
8月20日，玛纳斯县北五岔镇派出所民警王辉在镇上办事，看见两个民工推着一辆摩托车在街上行走，摩托车前后带都没有气，型号与王副镇长丢失的摩托车相同。他觉得可疑，于是上前盘问，
二位民工开始回避，后来如实说出，摩托车是他们在夹河子干渠大桥下摸鱼时发现的，二人把它打捞上来。
民警王辉把二民工连同摩托车一起带到了派出所。
派出所立刻通知王吉江副镇长到派出所辨认。王吉江一眼认出这辆阵托车就是他借给堂弟王吉平的摩托车。
摩托车的前后带多处被刀割破，车牌也被卸掉，又被丢进干渠，造成此种情况背后的原因很令人怀疑。
派出所立即对夹河子干渠大桥现场进行了勘查，并将情况上报玛纳斯县公安局刑警大队。
8月21日，刑警大队魏新生大队长带领侦察员，到夹河子干渠大桥查看现场。从现场桥栏杆处摩擦的痕迹看，摩托车是人为地由桥上推下，坠入渠中。摩托车前后带也是人为割破。刑警大队认为，从案件发生的因果关系分析，这不是普通的盗窃案，而是一起抢劫案。犯罪分子抢劫摩托车的目的，有可能是为作其他案件准备交通工具。由于王吉平与摩托车一起失踪，据此推断，王吉平很可能已经遇害。
玛纳斯县公安局将案情上报到昌吉州公安局，并制定了“以车找人”的侦查方案，此案由县局主管刑侦的政委张雄仕和魏新生大队长负责，并于当天向有关地区发出了协查通报。
8月22日，石河子公安局见到通报后，派人到玛纳斯县刑警大队了解案情，并前往现场进行勘查，探讨此案与石河子两案及乌鲁木齐市“8·19”案件串并的可能性。
从时间表上看，该摩托车失踪是在7月29日，恰在“7·5”案件与“8·8”案件之间，而“7·5”案没有摩托车，“8·8”出现摩托车；从抛车地点看，又恰在141团与149团场之间，应该说疑点是存在的。但由于王吉平的尸体没有找到，其他证据又不充足，没有发现并案的有力条件。因此，此案暂被当作个案，由玛纳斯刑警大队单独立案侦查。
六、发现缝鞋匠
这是乌鲁木齐与石河子三案并案之后，警方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进展，公安部五局张新枫局长在总结案件侦查过程时说，发现缝鞋匠，是案件的一个转折点。
“8·19”案件发生后，自治区公安厅和乌鲁木齐公安局都极为重视。乌鲁木齐市迅速成立了由局长张彦勇、副局长张海亲自指挥的专案组，全力推进侦查工作。区厅杨德禄副厅长多次来到市局刑侦处，和大家一起研究工作。
“8·19”与石河子“7，5”、“8·8”并案后，杨德禄副厅长代表公安厅，召集两地公安局主要负责人，制定了并案侦查后的工作原则。要求乌鲁木齐与石河子两地的公安部门，在各有侧重地开展工作的同时，要在区厅的统一领导下，密切配合，协同做战。发现重大线索必须及时互相通气，三案现场提取的痕迹物证，两市刑侦部门共同享用。
区公安厅通过对案件的综合分析，认为：第一，犯罪分子的窝点应该在石河子；第二，犯罪分子的前期活动，应该在石河子；第二，犯罪分子在抢劫到现金后，很可能返回石河子。因此，虽然“8·19”案的案发地在乌鲁木齐，但侦查工作的重点，应该放在石河子。
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杨德禄副厅长决定，把乌鲁木齐“8·19’”案现场提取的重要物证线索，移交给石河子公安局，由石河子刑警大队依据实物，迅速铺开调查工作。
根据杨厅长的指示，8月20日上午，石河子刑警大队长龚兴言、技术科长江援朝来到乌鲁木齐刑侦处，把提枪袋等重要物证，带回石河子市公安局。
中午，龚兴言大队氏把查找提枪袋缝制人的任务，交给副大队长慈新光，安排他带领侦察员，依照原物，在石河子所辖范围内利用各种方式展开调查，一定要找到缝制此袋的鞋匠。
慈新光决定，先从石河子市内查起。
20日下午，慈新光在石河子老街上找到专卖轧鞋物品的批发店，向他们展示了实物。店方介绍，他们所售的缝鞋线都是两股线，没有销售过三股线，更没卖过棕色三股线。
8月21日，慈新光带领侦察员来到市环卫处，从那里了解到城区有60多个注册的个体鞋摊。上午，他们一口气找了其中的20家，无一家使用过三股线。
慈新光反复观察提枪袋，缝制的棕色三股线比较粗糙，他想，这会不会是下边团场使用的劳保鞋用线？他立即把这个想法向龚兴言做了汇报。龚兴言同意暂时放弃石河子城区的工作，到下边团场寻找线索，并划定了第一批重点区域，包括莫索湾垦区149团、147团、145团和下野地垦区的122团、141团。如果没有线索，再扩大范围，直到把农八师（石河子）所有团场的全部鞋匠，都调查一遍。
吃过午饭，慈新光和姜笑天带车出发，直奔莫索湾。路上汽车出了毛病，他们延误到晚上。结果只查了145团的6个鞋摊，没发现线索。来到147团时天已经黑了，他们没停留，把车直接开了过去，到专案组驻地149团住宿。来到149团场，慈新光跟派出所联系，连夜查访了当地的4家鞋匠（到家中访问），结果在其中的两家发现棕色三股合成线。
事情终于有了推进，慈新光和姜笑天都很高兴。
在慈新光等人查访缝鞋匠的同时，石河子市电视台公布了乌鲁木齐“8·19”案件的部分案情，并反复播放了犯罪嫌疑人的画像和现场遗留物证，动员群众提供线索，扩大线索来源。
当天晚上，从莫索湾公安局赶来的刑警魏江年、罗爱江向慈新光提供了这样一条信息：147团有个女鞋匠，看过电视说，她曾缝过电视里那样的包（提枪包）。
这条线索太重要了。这简直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第二天一早，慈新光、姜笑天离开149团，驱车40多公里，径直来到147团派出所。彭所长派人找来那个女鞋匠。这时，大家都抱着很大的希望，然而，这位姓周的女鞋匠看过实物之后摇摇头，面有难色地说：“这个包不是我缝的，我缝的那个包有1米长，20公分宽。颜色也不一样，那个是带点黄色的毛毡包。”
女鞋匠张冠李戴了，大家都感到泄气。
既然来到147团，其他鞋匠仍要走访一下的。慈新光对彭所长说明了这个意思。
彭所长说：“离咱派出所不远的市场口上，就有三个鞋匠，你们先去看看。”
他派治安员李亚东带慈新光、姜笑天过去。果然看见三个鞋匠并排坐在路口上。两女一男，刚刚来过派出所的周鞋匠在最北边，男的在中央，最南边仍是个女的，每人相隔两三米。
男鞋匠叫朱新志，40多岁。慈新光把包拿给他看，问：“你做过这样的包吗？”
朱鞋匠拿过去瞧了瞧，又翻过来看底。慈新光觉得有门儿。大约看了两分钟，他抬头看慈新光，说：“你问这干啥？”
慈新光这时亮出身份，说：“为了一个案子，想了解下情况，看这个包是不是你做的。”
朱鞋匠说：“这个包是我做的，当时跳线，缝不成，手工是她儿子缝的。”他指了指南边坐着的那个女人。
慈新光又把包儿拿给那个女人，她看了看说：“这是刘兵缝的。”
刘兵是她的儿子，她现在帮儿子看摊。
真是没有想到——方才大家还觉得泄气，现在柳暗花明又一村，令人大喜过望。
慈新光把朱新志和刘兵的母亲请到派出所，不久刘兵也找了来。刘兵小个很矮，看上去与他的年龄不大相符，像个孩子，嗓音也未脱童声。但他善谈，比朱新志和他的母亲都爱说话。
据朱新志和刘兵介绍，大约在5—6月间的一天，下午6点左右，两个男人骑一辆摩托车来缝制袋子，拿来白色呢料和帆布带。开始朱新志接的活，用机器缝，因他的机子跳线，没缝成，只扎了一条线，交给临近鞋摊的刘兵。刘兵继续用手工缝，先后共花了两个小时，才把手提袋缝好。
慈新光立刻打电话向龚兴言报告：缝鞋匠已经找到：缝制人之一是147四个体修鞋户朱新民，41岁；另一名是原147团制板厂工人，现个体修鞋匠刘兵，男，26岁。龚兴言要他立即回市局汇报。
回到石河子市公安局，周传强、龚兴言、江援朝，以及区公安厅张卓敏、兵团公安局刘钊在等他们，大家都很兴奋。
很快，朱新志、刘兵及刘兵的母亲作为证人，被请到石河子市公安局。
依据区厅规定的重大线索共同享用的原则，刘兵等三人在石河子提供了证言之后，又被请到乌鲁木齐市局，再次做了访问笔录。乌鲁木齐市公安局还请他们帮助为犯罪嫌疑人做模拟画像（画像须不断通过新的线索，进行完善）。
经过多次谈话，刘兵母子，朱新志提供的有价值的情况主要有如下几条：
第一，两个缝包人一高一矮，一个本地人，另一个说话口音很好听，是河北、北京或东北人。
第二，两人是骑摩托车来的，但车身上没有尘土。
这一条很重要，当时莫石公路正在修路，路上的浮士有半尺厚，汽车行驶上去像走在尘土汇聚的“河流”里。车身干净，说明他们的出发地不远，很可能就在147团附近。
第三，因缝包过程较长，这期间，缝包人与刘兵有过多次对话，对话中对方曾提到147团粮站和油库的人名，经核实，147团这两个单位确有其人。
这再次证明，犯罪嫌疑人可能居住在147团附近，或者就在147团，他们对147团场的情况是相当熟悉的。
第四，缝包人所骑是一个黑色油箱的摩托车。
像所有事情都有其正面和反面一样，找到缝鞋匠，使我们的侦查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同时也有着两点缺憾：
第一，刘兵原是147团场职工，认识吴子明全家，惟独不认识吴子明。因吴子明在监狱服刑时间较长，刘兵没跟他见过面。否则，案件在我们找到缝鞋匠之时就可以告破，可惜只差这么一点点，就错过去了。
第二，刘兵好讲话，但他小时候受过病，智力上有些问题。他十分肯定地说：“讲本地话的是大个子；那个小个子说话好听，是河北、东北那边的人。”这与我们掌握的情况不相符。警方反复询问这一点，刘兵肯定地说：“我跟他们呆了两个多小时，他们还吵吵着要在饭馆订饭，这还能有错？”朱新志的印象比较含混，由于刘兵一再坚持，他也倾向了这个说法。因为刘兵与犯罪嫌疑人接触的时间最长，他提供的线索应有较高的可信度，这曾给我们的工作造成了一定的麻烦。
但无论如何这是个重大的推进。
情况上报到区公安厅，张秀明厅长、杨德禄副厅长都非常高兴。
犯罪嫌疑人居住地在147团附近，这一结论是清晰的，理由相当充分。综合以前的种种迹象：被害人姜玉斌家住147团，他的值勤证莫名其妙出现在147团中学院内，“8·8”案犯罪嫌疑人逃跑方向也是147团，现在又获得重要证据：犯罪嫌疑人的提枪包在147团缝制，他们熟知147团场职工的姓名和情况，他们所骑的摩托车车身无土，说明他们没上公路——这些情况均证实了这一点。
1997年8月22日，石河子公安局根据自治区公安厅的指示，调整侦查力量，把侦查工作的重点放在147团场。
8月24日，为了加强一线的力量，区公安厅决定，从乌鲁木齐市公安局抽调部分侦查骨干，充实石河子方面的侦查工作。
大兵压境——各方警力，迅速集中到石河子147团场。
七、枪支鉴定
鉴定犯罪嫌疑人使用的枪支种类，这是侦查工作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当然，就当时来说，新疆的警察还没发现犯罪嫌疑人在北京及河北的累案。他们掌握的线索只能说明：犯罪嫌疑人二人，其中一个本地人，另一个为河北、北京、或东北人。
鉴定枪种，是正常侦查工作的需要，与北京并案问题，此刻还提不到日程上。
石河子两案发生后，石河子技术部门对枪种的确认基本上认定为“五六”式自动步枪，排除了“五六”式半自动步枪。
“8·19”案件发生后，现场目击者（一些是复员转业军人）也认为是“五六”式自动步枪，这与石河子方面的鉴定结论是一致的。
然而，还是存在着疑点，疑点来自两个方面：第一，个别目击者形容的枪支形状与“五六”式自动步枪有出入；第二，从技术分析上看，枪弹痕迹有可质疑的地方。
刘豪杰从一开始就怀疑，犯罪嫌疑人使用的不是“五六”式，而是“八一”式或其他型号自动步枪。他的一个同学8月19日恰好在现场，这个同学说，嫌疑人使用的肯定不是“五六”式自动步枪。但他又描述不好，具体区别在什么地方。
刘豪杰是个细致人，未获得确凿证据之前不做结论。因此，在前期的鉴定报告中，仍沿用了技术部门已有的结论，但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怀疑和看法。
为了弄清枪种，刘豪杰请示市公安局和区厅四处，从驻军和武警部队调来数十支不同型号的自动步枪，刘豪杰和张卓敏等人在军区靶场打了100多发子弹，样本全部带回技术科进行比对，比对的结果表明，“五六”式的疑问越来越多，而现场弹壳与“八一”自动步枪的子弹样本几乎没有明显的区别。
8月23日，刘豪杰的想法已基本形成。这天张彦勇局长、张海副局长在市刑侦处黄亚波的办公室听取汇报，刘豪杰提出了他的见解，他倾向于“八一”枪，但因事情重大，他不好下最后决心。
屋里的气氛是很宁静的，大家都感觉到“拍板”的压力。
张海副局长问：“是差异点多，还是共同点多？”
刘豪杰说：“几乎没有差异点。”
张海干脆地说：“既然这样，那就定。”
至8月23日，乌鲁木齐市局对枪种的认定基本上定为“八一”枪，并上报区公安厅。为慎重起见，在通报中仍把“五六”枪与“八一”枪均列入排查范围，以防疏漏。
第十三章
一、北京：新疆发生特大持枪抢劫案
1997年8月19日20点，新疆公安厅给北京发出明传电报，通报了8月19日12时，在新疆乌鲁木齐边疆宾馆发生特大持枪杀人抢劫案，犯罪嫌疑人杀害7人击伤5人，抢劫人民币约14o万元的案情。
此案引起公安部领导的高度重视。
首先，这是由于案件性质的恶劣。一次杀那么多人，作案地点又在人群集中的公共场合，光天化日之下抢劫140万元巨款，犯罪嫌疑人胆大妄为，手段凶残，全国罕见。
其次，犯罪分子携有枪支。这一类特大案件的持枪歹徒，抢劫巨款后，会在全国范围内流窜，给社会造成极大的危害。
第三，此案发生在党的十五大召开前夕，北京需要安定的局面，全国都需要安定的局面。中央领导对公安部门多次指示，要解决好全国的社会治安问题。中央领导直接关心的北京“3·31系列涉枪案至今未破，新疆又发生大案，这无疑给公安部增添了新的压力。
公安部五局的首脑们密切注视着这一案件的续报情况，迅速提出：查一查新疆案件与北京系列涉枪案有无联系。
新疆案件，就新疆公安厅当天发给公安部的明传电报的内容看，与北京的“3·31”系列袭军袭警案，无论在袭击对象、作案方式上都有着很大不同。与北京“12·16”案，虽同属在市场上持枪杀人抢劫，也有很大差别。作案地点横跨3000公里，而且，北京“12·16”案，犯罪嫌疑人使用的是“81—1”式自动步枪，当时新疆的电报中认定的是“五六”式自动步枪，犯罪工具也不相同。
尽管如此，公安部五局出于对首都治安的考虑，也出于对案情的敏感，仍然提出了串并案的要求。
两地案件的串并，尤其是这样两串大案的串并，是需要条件的，是两串案件的现场物证的同一认定。这里的关键环节，首先是对枪种的确定。
新疆的案情报告一上来，五局局长张新枫就直接打电话给黑龙江省枪弹专家崔道直，询问“五六”式自动步枪和“八一”式自动步枪在枪弹痕迹上有什么不同？这是一个关键点。崔道直告诉他：“相似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