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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部分

到这里来?这是哪里你们晓得不晓得?!”

    红菱说:“我都冻得长冻疮了!看!”她把蔻丹剥落的赤脚从鞋里抽出,往两位神父面前一亮。见法比避瘟似的往后一蹴,呢喃咯咯直乐,玉墨用胳臂肘捣捣她。她知道她们这一回闯祸了,从来没见这个温文尔雅的老神父动这么大声色。

    “走吧!”她收起手里的文胸,脸烤得滚烫,脊梁冰凉。

    “我就不走!这里有火,干吗非冻死我们?”红菱说。

    她转过身,背对着老少二神父,赤着的那只脚伸到壁炉前,脚丫子还活泛地张开合起,打哑语似的。

    “如果你不立刻离开这里,我马上请你们所有人离开教堂!”法比说。

    “怎么个请法?”红菱的大脚指头勾动一下,又淘气又下贱。

    玉墨上来拽她:“别闹了!”

    红菱说:“请我们出去?容易!给生个大火盆。”

    “陈乔治!”英格曼神父发现楼梯拐角伸伸缩缩的人影。那是陈乔治,他原先正往这里来,突然觉得不好介入纠纷,耍了个滑头又转身下楼。

    “我看见你了!陈乔治,你过来!”

    陈乔治木木登登地走了过来。迅速看一眼屋里屋外,明知故问地说:“神父还没休息?”

    “我叫你熄火,你没听懂吗?”英格曼神父指着壁炉。

    “我这就打算来熄火。”陈乔治说。

    陈乔治是英格曼神父捡的乞儿,送他去学了几个月厨艺,回来他自己给自己改了洋名:乔治。

    “你明明又加了炭!”英格曼神父说。

    红菱眼一挑,笑道:“乔治舍不得冻坏姐姐我,对吧?”

    陈乔治飞快地瞪她一眼,这一眼让英格曼神父明白,他已在这丰腴的窑姐身上吃到甜头了。

    第五章

    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的清晨,威尔逊教堂其实已失去了它的中立地位。我姨妈孟书娟和她的十五个女同学怎么也不会想到,英格曼神父从江边把她们带回教堂,她们被极度疲乏推入沉睡之后,一个中国军人潜越了教堂的围墙,藏进了教堂墓地。这个军人是国军七十三师二团的团副,一个二十九岁的少校。

    我姨妈向我形容这个姓戴的少校是“天生的军人”,“是个有理想的军人”,“为了理想而不为混饭而做军人的。”戴少校很英俊,这是我想象的。因为理想能给人气质,气质比端正的五官更能塑出男性美。这种男性也更讨女人喜欢,讨我姨妈那样渴望男性保护的小姑娘喜欢。

    戴少校所在部队是蒋介石用在上海和日军作战的精锐师。像七十三师这样的精锐师,蒋介石有三个,是他的掌上明珠。三个师的总教官是法肯豪森将军,一个不生气也带着轻微德国脾气的德国贵族。在一周内几乎把日军赶进黄浦江的就是戴少校的部队。

    戴少校在十二日傍晚还打算带半个营的官兵死守中央路上的堡垒。天降黑的时候,大批士兵军官向江边方向跑。从他们的陌生方言里,他大致听得懂一个意思:唐司令官下午召集了高级军官会议,决定全线撤退江边,撤退命令在一小时前已经下达。

    戴涛认为绝不可能。他的步话员没有接受到任何撤退命令。假如他戴副团长所在的精锐师没有奉命撤退,这些讲着蛮夷语言的杂牌军怎么能擅自扔了武器,埋了军火,先行撤退了呢?

    接下去是撤退和反撤退的谈判,叫骂以至开火。当然,在军事记载上,它是一场“误会开火”。戴涛手下的一个连长被撤退大军推倒,连长站起身就给了推他的人一枪。所有奉命死守的士兵立刻分化为二,大部分被撤退人潮卷走。剩下的二十多个官兵仗着自己有武器而撤退大军已自行缴械,开始向逃兵们正式开战。打了五六分钟,撤退的大队人马里混进坦克和卡车。坦克和卡车被戴涛的小股阻击部队拦阻了,徒步撤退的士兵们趁机爬上车辆,又被车上的人推下来,几分钟里,戴涛把“溃不成军”这词的每一笔画都体味到了。作为他这样一个军人世家子弟,世界末日也不会比如此溃败更令他悲哀。这就是他下令停火的时候。

    等他和副官来到江边,已经是晚上十点。江边每一寸滩地都挤着绝望的血r之躯,每条船的船沿上都扒满绝望的手,戴涛被副官带到这里带到那里,但没人在听到副官报出戴涛的军阶和部队番号时让步,他们走近最后几艘逃生船只。到了凌晨一点,想上船的人远比船的最大容纳量要多出几十倍,扒在船沿上的一双双手以非人的耐力持续扒在那里,一直扒到甲板上的船老大对着那些手指抡起斧头。

    戴涛决定停止一切徒劳。已经凌晨三点半,江面上漂浮的不止是机动船和木帆船,还漂浮着木头澡盆、樟木箱、搓衣板。人绝望到这种地步就会成白痴,把搓衣板当轮渡搭乘,妄想渡过长江天险,渡到安全彼岸。戴涛估计最先乘木澡盆和樟木箱的人已经葬身十二月的江水了。他和副官调头往回挤。

    副官跟他走散的时间是清晨四点。一路仍然挤满往江边跑的士兵和市民,一个士兵骂骂咧咧地在扒一个骂骂咧咧的市民的长衫,那市民穿着一身补丁摞补丁的单褂衣裤,赤着脚,冻得浑身冷噤,也不愿意穿上士兵“等价交换”给他的军棉衣。戴少校对那个士兵叫骂,士兵像根本听不见。假如少校不是舍不得仅剩的五颗子弹,这个化装成南京小铺掌柜的士兵就又是一场“误会开火”的牺牲品。

    戴涛在巷子里摸索着往前走。没有倒塌的房子都紧锁着门。有个院子塌了一半,前门被烧成了炭。戴涛走进去,在一个廊沿下发现一串串没有完全晾干的山芋干。他把它们全部拽下来,塞进衣袋。

    他按照记忆中的南京地图往东跑。敌人大部分从东边来,假如他能顺利过渡到敌后,进入已经失陷的乡村,就能依靠地广人稀,敌在明我在暗存活下来。从那儿,再打算下一步。当军人不光是靠知识和经验,也靠天分。二十九岁的少校是年轻的少校,是天分让他比他同届的保定军校毕业生升得快。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潜入敌后是天分给他的设想,尽管是大胆妄为的设想。

    戴涛碰上第一股破城而入的日本兵是在清晨五点左右。这一小股兵力似乎专门进城来找吃的,把每一幢搜不出食物的房子点着。就这样他们进入了戴涛藏身的院子。一直退到最后一进院子的戴涛发现进来的日本兵只有七八个,他的心痒痒了。也许两颗手榴弹就可以把他们解决。放着好打的仗不打就是有便宜不占的王八蛋。戴涛摸摸p股上别的两颗手榴弹,犹豫这样做是否值当。但好的军人不仅有知识、经验、天分,还得有激情;就是脑子一热便投入行动的激情。在上海跟日本人打仗的那股解恨劲头上来了。

    他心怦怦跳地埋伏在后院堂屋里。窗外是一条小巷,窗子已经被他打开了,只需两秒钟就能从那里出去。此刻他浑身兴奋,丢失南京城的窝囊感全没了。

    日本兵进了最后一进院子,进入他视野。他一手拿着手枪,牙齿咬在手榴弹的导火线上,拉开,默数到三下,第四下时,他轻轻把它扔出去。他要让这点炸药一点儿不浪费,所以手榴弹必须落在最佳位置爆破。他扔出手榴弹的同时,已侧过身,然后扑向窗口。基本训练从不偷懒的戴涛在此刻尝到了甜头,他翻窗的时间连两秒都不到,眨眼间已落在墙根下。

    得承认日本兵的训练也不差,没被炸死的两个兵很快接近了后窗。枪弹在他左边的树杆上、右边的断墙上打出花来,过了一会,他发现自己的左胁挂了花。

    这时竖在他面前的是一面高墙,不远处的火光照亮墙内楼宇上的一个十字架。他想起来,这是一所美国人的教堂。他马上决定进入教堂的唯一途径是墙外的梧桐树,树干疤结累累,正是他攀登的脚踏,每一步攀登,左胁的弹孔就涌出一股热血。爬上墙头,他看见七八个十字架。这是一片墓地,种着几棵柏树和一些冬青树,戴涛看中了一个小庙似的建筑。他迅速钻到宅的拱顶下,坐下来,解开自己的纽扣,从挎包里拿出紧急救护包。他用手指试探了一下伤口,估计里面没有子弹,比他想象得好多了,现在要想法把血止住。刹那间他已是鲜血洗手,被血湿透的棉衣成了冰冻的铁板,又冷又沉。

    他把伤口包扎好,冷得牙齿磕碰得要碎了。玩具似的洋庙堂是个考究的墓堡。他心想,死在这里倒也沾了陌生死者的光。

    到天亮时,他发现自己居然睡了一觉。

    这时,他听见一群女人的吵闹。心里默默一算,算出这天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怎么这里会有这么多女人?

    天亮后他决定藏在墓地里养养伤,有吃的捞点吃的,有喝的捞点喝的。

    戴涛潜伏在威尔逊教堂两天,谁也没见过他,他却见过了这里面的每一个人,包括我姨妈和她的同学们。他在夜里可是闲不住,巨大的野猫一样悄无声息地在教堂领土上行走侦探。他在秦淮河女人的地下室通气孔外面趴了近半小时,记住了她们的每张面孔。

    那几串山芋干和洗礼池的水养活了他两天。他已明白这是个山穷水尽的教堂,要没有山芋干他从日本兵枪口下捡回的命此刻也会丧失给饥饿。

    第六章

    晚餐时豆蔻走进餐厅。她自己也知道自己不好,很不识相,绣花鞋底蹭着老旧的木板地面,讪讪地笑道:“有汤呢!”

    女孩们看着她,相信她们这样的目光能挡住世上最厚颜的人。而豆蔻没被挡住。

    “我们就只有两个面包,好干呐。”豆蔻说。

    没人理她。陈乔治一共做了四条面包,十六个学生和两个神父以及两个男雇员才分到两个。有干的还想要稀的,她以为来这里走亲戚呢?

    “你们天天吃面包吃得惯啊?我是土包子,吃不来洋面包。”豆蔻把桌上搁的汤桶倾斜过来,往里面张,汤只剩了个底子,有几片煮黄的白菜和几节泡发了的面条。豆蔻进一步厚起脸皮,拿起长柄铜勺。那勺子和勺柄的角度是九十度,盛汤必须得法,如同打井水,直上进下。像豆蔻这样不知要领,汤三番五次倒回桶里。女孩们就像没她这个人,只管吃她们的。

    “哪个帮帮忙?”她厚颜地挤出深深的酒窝。

    一个女孩说:“谁去叫法比…阿多那多神父来。”

    “已经去叫了。”另一个女孩说。

    豆蔻自找台阶下,撅着嘴说:“不帮就不帮。”她颤颤地踮着脚尖,把勺柄直向桶的上方提,但她胳膊长度有限,举到头顶了,勺子还在桶沿下。她又自我解围说:“桌子太高了。”

    “自己是个冬瓜,还嫌桌子高。”不知谁c嘴说。

    “你才是冬瓜。”豆蔻可是忍够了,手一松,铜勺跌回桶里,咣当一声,开场锣似的。

    “烂冬瓜。”另一个女孩说。

    豆蔻两只眼立刻鼓起来:“有种站出来骂!”

    女孩们才不想“有种”,理会她这样的贱坯子已经够抬举她了。因此她们又闷声肃穆地进行晚餐。但豆蔻刚往门口走,又有人说:“六月的烂冬瓜。”

    说这话的人是徐小愚。

    “烂得籽啊瓤啊都臭了。”苏菲说。

    豆蔻回过身,猝不及防地把碗里的汤朝苏菲泼去。豆蔻原本不比这些女孩大多少,不通书理,心智更幼稚几分,只是身体成熟罢了。女孩们憋了满心焦虑烦闷悲伤,此刻可是找到发泄出口,顿时朝豆蔻扑过来。一个女孩跑过去,关上餐厅的门,脊梁挤在门上。豆蔻原本是反角儿,现在变成了她们的仇敌。门是堵住了,但豆蔻清脆的脏话却堵不住,从门缝传出去,法比老远就听见了。伙夫陈乔治嫌他走得慢,对他说:“打了有一会了,恐怕已经打出好歹来了!”

    果然如此,门打开时,豆蔻满脸是血,头发被揪掉一撮。她手正摸着头上那铜板大的秃疤,把烛光反s在上面。陈乔治赶紧过去,想把豆蔻从地上扶起来。她手一推,自己爬了起来,嘴还硬得很:“老娘我从小挨打,j毛掸子在我身上断了几根,怕你们那些嫩拳头?十几个打我一个,什么东西!”

    女孩们倒是受了伤害那样面色苍白,眼含泪珠。十几个女孩咬定是豆蔻先出口,又先出手。她们所受的伤害多么重?那些脏得发臭,脏得生蛆的污言秽语入侵了她们干干净净的耳朵,她们一直没得到证实的男女脏事终于被豆蔻点破了。

    法比叫乔治把豆蔻送回地下室的仓库。不久陈乔治回来告诉法比,说赵玉墨小姐想见副神父。法比说:“不见!”他被自己的粗大嗓门吓了一跳。并且,陈乔治受惊的脸也是一片镜子,照出他的恼怒和烦躁有多么突兀。他转身向英格曼神父的居处走去,走得飞快,心里说:呸,你以为你赵玉墨使了两下媚眼就勾住我了?我就落下什么把柄在你手里了?想见我就见得着?……呸!一定要想法把她们送走,坚决向英格曼神父请愿,把她们塞进安全区,塞不进也塞,日本人在安全区天天找花姑娘,让她们给日本人找去拉倒!……真的拉倒?

    法比的脚步突然慢下来,他悲哀地发现他的心没那么硬。

    法比。阿多那多六岁时,父母在传教途中染上瘟疫,几乎同时死去,母亲这词的意义对于他是阿婆。叫是叫阿婆,其实阿婆比他母亲只大几岁,阿婆是从他生下来就抱他、背他的人。阿婆又松又软的大乃子是他童年的温柔乡,只要一靠着它们,他就安然入睡。父母去世后,他的真阿婆来到中国。外祖母是个穿一身黑,又高又大满头卷发的女人,他躲在他的中国阿婆身后,怎么也不敢跟他的亲阿婆行见面礼。外祖母是来带他回美国去的,乡镇上一个中学教员艰难地给双方做翻译,法比听了这个噩耗后偷偷逃跑了。

    那是稻子刚刚打下的时节,到处都有稻草垛可藏。夜里法比溜回阿婆的草房,摘下阿婆晾在草檐下的老菱干、年糕干,带回稻草垛给自己开饭。阿婆养的十二只麻花鸭在哪里下蛋,法比都知道。法比总是在阿婆去河边拾鸭蛋前把鸭蛋截获,磕开生喝。当阿婆察觉自己的东西不断丢失是因为家贼,心里便有数了。寡妇阿婆何尝没有私心,想留住法比?

    法比的外祖母清理了女儿女婿的遗产,变卖了能变卖的家具衣物,徒劳地等了法比半个月,最后受不了中国江北村庄的饭食、居住、如厕和蚊蚋,终于放弃了带外孙回国的计划,跟阿婆所在村的族长说,一旦找到法比,一定请乡镇那位中学教员用英文给她写信,她再来接他。

    但法比的外祖母从此没收到任何来自中国江北农村的信。到了法比成人时,他暗自为自己儿时的重情和任性后悔过,那是他被英格曼神父收为神学院学生的时候。法比的亲外祖母离开后,法比跟阿婆一起去投奔阿婆的一个远房亲戚,这位亲戚是法比父母的朋友,也是他把阿婆介绍给法比父母做帮佣的。阿婆从此便为这个亲戚浆洗打扫,法比和这家的少爷们同吃同住。当十七岁的法比从扬州的教会中学毕业,正逢英格曼神父到学校演讲,神父对法比这个长着西人面孔的中国少爷非常好奇,主动和法比攀谈起来,在英格曼神父离开扬州回南京的时候,替他拎行李的,就是法比。阿多那多,他是在英格曼神父微笑着从讲台上走下来,走向自己的时候才认识到,他十七岁的生命那么孤独,他永远不可能是个中国人。英格曼神父优雅淡定的风度像他的口才和知识一样,在一小时内收服了年轻的法比,他这才悟到自己从来就不甘心做一个中国人。他也明白,英格曼神父对他亲和也是因为他是个西方人,神父暗示他,让法比接着混在中国人里,继续做中国人就糟蹋了他。英格曼和法比交谈着,像马群里立着两只偶遇的骆驼,一见如故,惺惺相怜。

    法比从南京神学院毕业后,在神学院兼任教授的英格曼神父为法比申请了奖学金,去美国进修三年。法比找到了他在美国的一整个家族,有了长幼一大群亲戚。他在跟他们团圆是把头皮都抓破了;他一紧张不安头皮就会抓满蚂蚁般的痒。这时他发现自己也做不了美国人,他觉得跟美国亲戚们热络寒暄的是一个假法比,真法比瑟缩在内心,数着分秒盼望这场历史性血缘大会晤尽早结束。

    他轻轻敲了敲英格曼神父起居室的门,英格曼请他进去。神父跟法比的关系一直完好地保持在初次见面的状态,没有增进一度亲密,英格曼神父假如是你的隔壁邻居,他会在头次见面时亲切真诚地跟你说:“认识你真好!”但几十年邻居做下来,他也还是:“认识你真好!”他可以让熟识感凝固,让情谊不生长也不死。

    “有事吗,法比?”英格曼神父问道。他没像往常一样客套地让座。

    本来法比是来向英格曼报告女学生和豆蔻冲突的事,催促英格曼把妓女们送往安全区。但他一走进英格曼的客厅,就感到神父满心是更加深重的忧患,他要谈的话在此气氛中显得不合时宜,不够分量。英格曼神父正从无线电短波中接收着国外电台对于南京局势的报道,他看了匆匆进来的阿多那多一眼,又转向收音机。法比陪着他沉默地听着嘈杂无比的广播,眼睛浏览着岁月磨旧了的r白,原先的色泽暗沉了,一块块大小不等的白色长方和椭圆是各种相框留下的印记。在空袭初期时,英格曼神父怕轰炸会震坏镜框,就让阿顾把它们摘下来,收藏起来了。法比记得每一帧不在场的相框所框着的内容,因为几十年来英格曼神父从未移动过它们,或者替换过它们。最大的垂直椭圆印记是英格曼神父母亲的肖像留下的。这张肖像最初只是一张极小的照片,放在他父亲留给他的一个怀表后面,经过高明的放大和精细的修补,肖像看上去半是科学半是艺术。左下方,那个长方形空白是英格曼的毕业全身照留下的,也是英格曼曾经竟然年轻过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