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大胆之举，一时目瞪口呆，随之大怒。理屈词穷之际，见全班只有蒋一人剪了辫子，便一口咬定他是革命党。蒋不亢不卑地答道：“只问你比喻对不对，不要问这题外事。”一时竟使日本教官下不来台，台下的张群等中国学生无不为蒋的爱国正气所折服。课后，日本教官仍是暴怒不已，不肯罢休，找到学堂总办赵理泰，要求严办蒋介石。
蒋很是幸运，没有碰上一个昏愦的软骨头。总办赵理泰不仅对蒋介石深为同情，而且对他的敢作敢为和民族正义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日后蒋介石在几乎绝望的情况下，奇迹般地获得了4个赴日历学名额中的一个，很难说与此事无关，正是那次赴日，他结识了孙中山，开始了他日后飞黄腾达的军事、政治生涯。留日期间，他的民族主义思想被进一步强化了。一度，他对邹容《革命军》爱不释手，早晚咏诵，就是睡觉也不放下。书中的反满思想和民族主义的论述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在给表兄单维则的一首诗中，表达了他久已积蓄在胸中的感情，诗写道：
腾腾杀气满全球，
力不如人肯且休？
光我神州完我责，
东来志岂在封侯。
俨然一腔民族使命集一身的豪迈感。
然而，蒋介石的思想也像当时动荡的中国大地一样，在不停地变化着。十余年后，随着他在国民党内地位的不断提高，随着他个人独裁梦想的逐步成形，他开始意识到外国列强对于他个人目标的实现意味着什么。这时，他的那种企盼国富民强的理想开始不幸地萎缩了。在他建立起自己的独裁统治后，昔日的那个热血青年早已不见踪影，出现在中国人面前的依然是一个对外妥协、对内暴政的新军阀。中国人悲愤、叹息，扼腕顿足，哭泣着民族不幸，诅咒着太多的变幻。
1926年1月，他在谈到北伐的根本目的时，不再坚持“革命的第一目标为打倒帝国主义”了，而变为打倒北洋军阀。当时他曾振振有词地解释道：“打倒军阀是打倒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实质上仍是打倒帝国主义。”这时潜藏在他心里的封建意识公开化了。从这一天起，他开始了向封建主义的转化。
1927年3月，英美等国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事件”，在无任何警告的情况下，以北伐军s扰领事馆为借口，用军舰突然向中国军民开炮，造成多人死伤。但作为中国新政权首脑的蒋介石，却不敢义正严辞地向对方抗议，为中国人作主撑腰。结果第一次与帝国主义者交锋，就软弱无力地败下阵来。“济南惨案”，他更是完全屈服于日本的压力之下，令北伐军绕过济南北上，眼睁睁地看着10多名中国外交官被日本人割鼻、挖眼，令人发指地残害了。这时的他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反苏反共的所谓民族主义者了，他已纯粹转变为一个对外妥协、对内镇压的封建独裁者，一个新军阀，这既是国民党的悲哀，更是中华民族的悲哀。
望着渐渐隐去的薄雾，愈加清晰的群山，蒋介石心有所动。他一向认为毫无隐秘的群山未必真正最美，最美的恐怕还是雾中变幻多姿、充满神秘色彩的山峦，虚实相济，亦虚亦实。大自然如此，人世间又未尝不是。蒋的一生，尤其他在中国大陆的前半生，也确实忽左忽右、变化无常，这倒完全符合他的特点。
蒋介石并非一个光明磊落的政治君子，他总认为政治上的坦诚、直率是种幼稚，甚至是对政治的无知。在他日后的仕途中，他所以能叱咤风云，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政治上的狡诈、圆滑，两面三刀。翻阅历史，常使人惊讶不已。仅仅在蒋介石初揽大权至“九？一八”这几年间，他便多次处于内外交困的逆境中，有时甚至是与共产党和几乎整个国民党相对抗，但最后往往总是蒋介石侥幸取胜。最后他被共产党赶出中国大陆，对他的一生可说是一种必然的结局。但他的圆滑善变、反复无常，和善于进行政治投机的本领，是国民党内无人能与之抗衡的。
蒋常对人说，世上唯孙中山对他有知遇之恩，是个真正理解他、最受他敬重的人。但实际上，他对孙中山却远没有他说的那么恭敬。他不止一次地以反对个人崇拜为名，含沙s影，直接攻击孙中山。1924年6月24日，他在黄埔军校对学生训话时，公开说道：“我们革命是以主义为中心，跟着这个主义来革命，认识这个主义来革命的。决不是跟着一个人，或者认识一个人来革命的。如果跟着一个人，或者是认识一个人来革命，那就不能叫做革命，那就叫盲从，那就叫做私党，那就叫做把他人当奴才、走狗了。”
当时在国民党内称得上领袖，有崇高个人威望的人，非孙中山莫属。对人们不把他这个暴发户放在眼里，他早已怒不可遏，难免说话尖酸刻薄，毫不留情，“中国人的思想习惯到如今，仍旧是几千年前皇帝奴隶的恶劣思想。”
当时的他慷慨激昂，似乎充满民主思想和革命正气，给学生们一个革命者无私的面孔，既打击了孙中山，又借机树立了个人威信。但日后刚愎自用，容不得别人有半点异议的蒋介石，对张学良等主张抗战的将领不止一次地吼道：“我就是革命，反我就是反革命。”这时的他不仅不再反对个人崇拜，反而一遇机会，就大肆宣传：无论皇帝、总统还是委员长，一国没有领袖不行。对领袖就是要绝对服从，必要时是盲从。
他的一生常常前后矛盾，判若两人。
还是在1924年，蒋私下不知对孙中山建议过多少次取消联俄容共政策，主张驱逐苏联顾问和中共，但均未被孙中山采纳。年底，孙中山病故，他便突然间像是换了一个人，对任何人再没谈过反对联俄容共之事，反而成为联俄容共的热心人了。
1926年1月1日，国民党二大在广州召开，刚从战场凯旋归来的蒋介石一下成了广州的军事、政治明星。但这次会议期间，国民党左派和中共占据了统治地位。第一次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的蒋再次显示了他纵横捭阖、巧妙表演的过人能力。在公开的演讲、集会上，他高喊着联俄容共、拥护第三国际的口号，“左”得炽热，“左”得令人信服。就在国民党和苏联顾问们真诚地为得到蒋这样的左派而庆幸时，他们作梦也没想到他们正在扶起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时蒋已把眼光盯在了3个月后的“三？二○”事件上了。
3月20日，蒋介石口头命令海军局长、共产党党员李之龙将中山舰等2艘战舰开往黄埔侯用。但李之龙奉命将战舰开去后，蒋矢口否认有此命令，反诬中共图谋造反，对国民党有野心，而且国民党右派汪精卫也与此事有关系。随之，逮捕了他的学生李之龙及中共党员多人，包围苏联顾问寓所，解除10多名苏联顾问聘约。4月20日，汪精卫被迫离开国民政府，亡命法国。蒋兵不血刃地排斥了中共和苏联顾问，赶走了国民党异己，登上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宝座。5月，蒋又以《整理党务案》来限制中共在国民党的领导人数，削弱中共的地位。
他政治手腕的高明，在他一手策划的这次事件中清楚地展现出来。虽然“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当时震动国内外，连他自己日后都承认这是国共双方力量消长的分水岭，但这个锋芒初露、野心勃勃的政治新贵井没有被国、共两党及苏联的政治影响所冲倒。他在排斥异己削弱中共影响的同时，又高声唱赞歌，多次公开说道：“两年来本党联苏俄，容纳共产党，对革命势力之增厚，革命广泛之进步，唤起民众及反对帝国主义之影响，实非浅显。由此观之，应认共产党为革命势力之一种，苏俄有助于中国革命。”并高唱拥护第三国际的调子。老谋深算的蒋介石深知他羽翼尚未丰满，北伐也离不开中共和第三国际的支持，所以巧妙地“左”“右”飘忽，使斯大林错误地认为，一直在算计着他的蒋介石，是一个将对共产主义产生积极影响的人物，结果在第一回合的较量中就稀里糊涂地败在蒋的手里。
从日后蒋介石疯狂地要剿灭中共来看，他根本就不可能把中共和苏联视为自己的势力，他养虎、驱虎只是为己所用。只要他认为时机成熟了，他会毫不犹豫地杀死这只曾为他立过殊功的猛虎。与他在政坛上斗了几十年、远在广西的李宗仁对当时的情形看得清清楚楚，心中不禁叫绝：“汪氏既除，蒋氏表示左倾，……如此亦左亦右的手法，并非由于政治观点的改变，事实上，只是其个人权术，以虚虚实实的姿态，排除异己，以达其个人独裁的目的。”这次事件，蒋介石终于迈出了他事业中最得意的第一步，也给他的政治生涯烙上了一个鲜明的印记：毫无信义的诡谲。
不堪回首的“国联梦”
走累了，蒋介石慢腾腾地在路边的一块石头上坐了下来，神情细致地欣赏起两侧群山的美景来。尽管庐山他不知来过多少次了，但他仍为那雄奇挺秀的山峰，瞬息万变的云海，飞流直下的泉瀑而赞叹不已。想到此刻南京的酷热，而他却置身在这凉爽如春的避暑胜地，他颇感惬意。不禁轻吟道：“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
这时太阳已挣脱了云雾的缠绕露出脸来，扫清了有些发湿的雾气。这使得他的心境有些开朗起来。
近几个月来，中国的形势对他来说还是较为满意的。尤其是他调集百万军队对红军各根据地所发起的第五次“围剿”，与前几次相比，进展要顺利得多。他感到十分振奋，信心十足。他甚至预感到多年来一直期待的那一美妙时刻已在向他遥遥招手了。此刻日本人在中国北方侵略、s扰，国内要求抗日的怒潮在他心中有些淡漠了。想到多年来这最重的一块心病不久将彻底去除，他那瘦削、坚硬的脸上竟现出一丝笑容。矢志不移，终成大器啊！日本人也罢，英国、美国人也罢，他们毕竟是外国人，不能老是呆在中国，所以他们只能算作遥远的敌人，与他们相争不必着急。如果舍本求末，让中共坐大，将来党国必亡在他们手里，那才是可悲之事。而美国人、英国人也决不会看着日本人从他们手中夺去他们在中国的利益。
的确，当时蒋介石所以一心安内，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依赖国际社会压迫日本撤兵。早在“九？一八”事变前1个月，面对战争已无可避免的严峻形势，他曾电令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在东北如何寻衅，我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朝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希望饬遵照执行。”他虽然不愿因日本人而冲乱了他的“剿共”大业，但他同样不希望日本人当着中国人、全世界人的面抽他的耳光，他需要一种力量来支撑他，所以把眼光投向了国联，一个受英、美等国c纵的松散的国际组织。
起初，他对国联是那样的虔诚，那样充满幻想。他多次对外界公开说过：对国联要充分予以相信和依赖。他的这种观点当时感染了许多国民党高级将领。张学良为此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骂名，更多的将领则是在战场上茫然困惑，无所适从。
“九？一八”事变，举国震惊，全球瞩目。世界的眼光都投向了中国，落在了他的身上。是战？是和？外国人紧张地注视着这个中国的铁腕人物将采取何种对策，中国人则是眼巴巴地期待他能指挥千军万马，杀向中国北方，但他却让中国人跌进了失望、痛苦的深渊。
9月22日，在南京全体国民党员抗日救国大会上，蒋介石发表了《国存与存、国亡与亡》的演说。在演说中他说道：“……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
历来刚愎自用，又深知日本人毫无信义的蒋这时竟也喊出了“忍痛含愤”、“逆来顺受”等语，令中国人惊讶，更令他们备感屈辱，愤恨难平。
其实蒋介石本人对国联能否起到他所期待的那种作用也心存疑虑。经验告诉他，无论英、美等国，还是日本，他们毕竟都不是中国人。他们利用他，无非是通过他来维护他们在中国的利益；他利用他们，也仅仅是他们之间的利益分歧。如今中国北方，尤其是东北，并没有他们太多的利益。日本人染指北方，与他们关系不大，他们难道会为一个贫弱的中国，为一个蒋介石得罪对东方有着举足轻重影响的日本帝国？况且日本人自战败帝俄，骄横已极，野心毕露，他们会轻易屈从于国联的压力，从中国撤兵？！但他又实在不愿抽出他的主力去与日本人争锋较力，他不会让占据地整个身心的“剿共”大业半途而废。虽然对国联存疑虑，但他还是宁愿相信国联能有所作为。
对这一切，避居山西汾阳的冯玉祥看得真切，骂得痛快：“日本大肆屠杀，不闻有备战之举，反以镇静为名，徒然日日哀求国联。试问宰割弱小民族的国联能代表中国求独立，能代中国打倒该会常务理事之日本乎？与虎谋皮，自欺欺人，仍甘为帝国主义之工具而不悔。”
蒋介石挨着骂，却也无可奈何，心中充满不祥之感。
果然，事实很快印证了他的这种感觉。日本人已被尝到的甜头冲昏了头，贪欲已使他们顾不得国联的约束和国际舆论的压力。而国联也正如蒋所预感的那样，对日本没能施以强硬的制裁。
9月22日，应中国代表施肇基的请求，国联在日内瓦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中国“东北事变”。会议虽然明确要求日本撤兵，但对日本的谴责却是软弱无力，致使久已对列强分赃不均而深为不满的日本根本未予理睬，反而使日本突然窥透了国联的底牌。1931年秋冬，战火更加不可遏制地在中国东北扩大开来。
当时的国联并不像人们日后评论的那样，20、30年代在国际上还是叫得很响的，并不比今天的联合国逊色多少。一次大战结束后，人类突然为战争所带来的灾难所震撼。为制止战争，解决国与国之间的冲突，为弱国主持公道，国际联盟诞生了。当时号称“万国联合”，参加国有60多个，日本是6个常任理事国之一。
贫弱的中国当时虽是成员国，但影响相当有限。所以要靠这样一个松散的组织替中国来主持公道，的确有些近乎天方夜潭。连当时的武夫军阀韩复榘都认识到“弱国无外交”，蒋介石不可能不知道这其中的道理。事实上，早在10年前他第三次亡命日本时，就十分清楚强、弱国之间的关系。他在他自己主办的《军声》杂志发刊词中曾写道：“……西人有言曰：‘两平等之国，论公理，不论强权；两不平等之国，论权力，不论公理。，是则俾斯麦所倡之铁血主义，正我国人所当奉为良师者也。”
但有一点实实在在地影响了蒋，那就是当时世界上的两个巨人，英国和美国。英国当时的殖民地遍布世界，号称“日不落帝国”，而且是国联的发起国，对世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而美国，作为新兴的强国，是国联和世界争取的对象，在国联有着特殊的地位。这就使终日忧于自身地位较弱的蒋介石对其产生了强烈的依赖心理，直到几十年后逃到台湾，他的这种观点也没变，但唯利益为一切的美英却对他总是若即若离，仅仅是利用而已。
“九？一八”事变初期，美英等国的态度，决定了国联不可能对制止日本的入侵有太大的作为。当时两国在东北，甚至华北并没有太多的利益，日本进兵北方，对他们影响并不大。相反，他们倒一直企盼着日本在东北得手后，能与苏联发生战争，以日本来削弱他们所仇视的苏联。这与数年后他们绥靖德国，企图嫁战祸于苏联同出一辙。但无论当时的日本人，还是日后的德国人，都巧妙地利用了他们，在军事上、政治上捞足了便宜。
日本毕竟师出无名，资源的匮乏也使其一时离不开国际社会，在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日本当然不会与这些列强撕破面皮。于是精明的日本人便开始在外交、贸易上做一些细小的让步，以取悦美英。果然，尝到甜头的这些列强态度发生了变化，国联谴责日本的调子始终高不起来。
1932年10月2日，国联调查团经过近1年的实地调查后，在南京、东京、日内瓦同时向世界公布了调查报告书。此前，国联在中国代表的一再敦促下，组成了国联调查团，由英国爵士李顿为团长，包括美国将军麦考易、法国将军克劳德、德国博士希尼、意大利伯爵马柯迪等人。这一调查团在中国曾受到蒋介石及几乎整个国民党军政要员的欢迎和款待，它曾给蒋带去过希望之光。
蒋介石越看报告书，脸色越是难看，阅毕，气得他抓起报告书大骂道：“这是主持公道？娘希匹！一年来，我国军人含愤忍痛，一再退让，打则任打，杀则任杀，如此大度之表现，还不足昭示人心于天下？良心丧尽，公理丧尽！”
他觉得满腹委屈，一腔愤恨。一年来，他顶着国内外狂风暴雨般的压力，一切依靠国联，一切听从国联，致使他丢土失地，军队威名扫地，国家不像国家，到头来却换来这纸既指明日本为侵略者，又要维持中国现状的各打五十大板的报告书，他有种被耍弄、被出卖的感觉。
他早该有所醒悟。“九？一八”事变后不久，他的外籍顾问和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的一些有识之土曾多次提醒过他，国联仅仅是个连决议也无法强制实行的松散联盟，要靠它来最终解决中日争端，使日本遵守决议根本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