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法兰西共和国的总统、文化部的部长都参加了葬礼。艺术界的重要人物，他的朋友、客户、亚瑟和孩子们都来向他表示哀悼。那是十一月的一个寒天，大雨倾盆，他们把他安葬在位于巴黎东界第二十区的拉雪兹公墓。这是一处适合他安息的场所，维克多？雨果、普鲁斯特、巴尔扎克和肖邦等大师环绕在他的身边。
葬礼之后的四个星期，萨莎留在巴黎与律师一道工作，收拾东西，整理父亲的文件和私人财产。她在巴黎逗留的时间超出了应有的时间，但这次令她不忍离去。自从离开巴黎以后，这是她第一次想留在家里，离她父亲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近一些。一个月后，在飞回纽约的家时，她觉得自己像个孤儿。为庆祝圣诞而装饰起来的商店和街道对于刚刚失去亲人的她来说就像是一种侮辱。这一年是漫长难熬的一年。不过，尽管如此，两处画廊的生意还是蒸蒸日上。在接下来的几年，日子既祥和幸福，业绩也显著骄人。她思念父亲，但随着孩子的成长，她慢慢地在纽约扎下根来，并照旧每月回两次巴黎，继续管理那里的画廊。
父亲去世八年以后，两处画廊的实力日益雄厚，而且都比较成功。亚瑟说打算在五十七岁时退休。他的职业让人敬慕而且回报颇丰，但私底下他向萨莎承认说自己已经厌倦了。塞维尔如今二十四岁，在伦敦生活并进行绘画，作品放在索霍的一家小画廊里展出。虽然他的画让萨莎喜欢，但还没有达到在她的画廊展出的水平。对儿子的爱并没有让她忽视他依然需要努力。他富有才华，但作为画家来说尚未完全成熟。不过他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了热情。他热爱自己身处其中的伦敦艺术界的一切，萨莎也为他感到骄傲。她相信他将来一定会成为大画家。到时候，希望可以展出他的作品。
塔蒂安娜四个月前从布朗大学毕业，获得了美术与摄影的学位，并成为纽约一位知名摄影师的第三号助理，这意味着她得不时地替他换胶片，给他端端咖啡扫扫地。她母亲的话让她相信工作一开始就是这样的。两个孩子没有一个乐意留在画廊和她并肩工作。他们认为母亲所做的一切是了不起的，但他们更愿意追求自己的生活和工作。萨莎认识到自己掌握了从父亲那儿学到的东西真是很难得，他给她机会，给她无价的教育，使她可以成长起来和他一起经营事业。她很遗憾自己没能在孩子身上做到这些。
萨莎不知道塞维尔将来会不会愿意和她在画廊共事，但就目前来看可能性不大。既然亚瑟说起了退休，她觉得自己好像又漂向了自己在巴黎的根基。纽约激动人心的生活让她热爱，同样，她也觉得回到家的生活总是更加亲切一些。这得感谢她的母亲，尽管有双重国籍，巴黎依然是她的家。四十七年岁月中有十六年，也就是生命的三分之一时间她都花在了纽约。在本质上她是法国人。亚瑟并不反对在退休之后返回巴黎居住，那年秋天他们更加认真地讨论起这个话题。
时值十月，也是炎热天气的最后阶段，在某个周五晴朗的下午，萨莎到画廊来检查计划出售给波士顿博物馆的一些作品。他们将大师和传统的作品陈列在褐色石楼的上两层，把同样让他们名声赫赫的当代作品摆放在一二两层。萨莎的办公室隐藏在大厅后面的一角。
看完楼上的作品后，她把一些文件放进自己的公文包，向办公室外面的雕塑花园望去。它们也像画廊的当代作品一样，反映出萨莎的品位。她喜爱观看花园里的这些雕塑，尤其是在下雪的时候。但是，下雪还得两个月以后，她拿起了塞得鼓鼓的公文包。下周她就不在这个画廊了。她计划在周日上午前往巴黎，视察那里的情况。常规视察依然是每两周进行一次，自父亲八年前去世后一直如此。她是个事事c心的交易商，往返于两座城市，不过现在已经习惯了。对她来说，这似乎很容易。她在两座城市都可以做到生活无忧，那里有朋友，还有客户。萨莎在纽约和在巴黎一样感觉自如。
画廊情殇（6）
在她考虑着周末的事情时，电话响了起来，那时她正打算离开办公室。是塞维尔从伦敦打来的，她瞅了瞅手表，这才意识到那里的时间将近午夜了。一听见儿子的声音，她就笑了起来。两个孩子都是她的宝贝，但在某些方面她与塞维尔更亲近，和他相处也更容易一些。塔蒂安娜与父亲更亲近，而且在某些方面也像外祖父。她身上总是有些冥顽不化、独断专行的气质，不像她哥哥那样容易附和或妥协。在很多方面，塞维尔和母亲是灵魂上的同伴，同样的温柔，同样的善良，总是乐于原谅自己喜爱的人或朋友。塔蒂安娜对人对事则更加泾渭分明。
“我还担心你已经走了呢，”塞维尔打了个哈欠笑着说。当她闭上眼睛想着他的时候，他的脸就浮现在她的眼前。他一直都是个漂亮的孩子，如今出落成英俊的小伙子了。
“我正要离开，你的电话就来了。你周五晚上在家干吗？”塞维尔在伦敦画家的圈子里社交活动频繁，可就是挡不住漂亮女人。有很多的漂亮妞。这一向让他母亲感到好笑，并常常为此取笑他。
“我刚进门，”他解释说，想要维护自己的名声。
“一个人？真让人失望，”她取笑说。“没找乐子吗？”
“和一个朋友去了一家画廊的画展开幕式，然后一块儿吃的饭。每个人都喝醉了，局面有点失控了，所以我想我还是在被逮捕之前回家吧。”
“听起来很有意思。”萨莎又在桌边坐了下来，向外望着花园，觉得自己是多么想他。“他们做了什么会被抓起来？”尽管塞维尔对女人兴趣十足，但他的追求大都是无伤大雅的，而且相当温和。他只不过是个喜欢找乐、常常还表现得像个孩子似的年轻人，一脑子逗乐的鬼点子。他妹妹喜欢宣称自己比他要令人尊敬得多，认为和他出去的女人个个让人恶心。她总是这样说，不仅对父母而且也直接对哥哥说，而他不论她们是谁有多粗俗，也要激烈地为之辩驳。
“和一位认识的画家一起去的开幕式。他有点疯，但的确是个好画家。我想你什么时候见见他。利安姆？埃里森。他的抽象派作品棒得很。今天晚上的画展很不错，不过他不这么看。开幕式让他觉得无聊，于是他就喝醉了。我们在酒吧吃晚餐的时候他更是醉醺醺的了。”塞维尔喜欢给萨莎打电话和她说自己朋友的事情。在萨莎面前他几乎没什么秘密。而且有关他调皮捣蛋的故事总是能让她开心。他一离开家，她就非常想他了。
“那样子很迷人吧，他醉的样子，我是说。”她猜他的朋友和他差不多大。两个调皮的男孩子，都玩得非常开心。
“实际上，真的是这样。他很搞笑的。我们在吧台就座后，他把裤子脱了。搞笑的是要不是他去请女孩子跳舞，绝对没有一个人注意到这点。我想当时他自己都忘了，穿着乔基内k就走到舞池里，有个老女人用自己的手袋抽他。于是他就请她跳舞，还带着她转了好几个圈子。这是我看过的最搞笑的场景了。那女人大概四英尺高，而且不停地用手袋打他。好像电视剧《巨》中的一幕。他舞跳得棒极了。”萨莎边听边笑，想像着这一幕，穿着乔基内k的画家，和一个老是用手袋揍他的老女人一块儿跳舞。“他对她彬彬有礼的，每个人都要把大牙笑掉了，不过后来看酒吧的人说要报警，所以我就送他回他妻子那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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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1）
第一章 安娜·凯特的安息
戴维斯两眼盯着女儿僵硬的双脚，它们被扭曲得不成样子，以不可思议的角度伸向密密编织的深灰色地毯。他已没有悲伤的感觉了。在他心里，悲伤从产生到成熟，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而绝望则在心的另一端，突然向他涌来，慢慢升腾，使他陷入消沉。虽然好久没感到这么消沉了，但他觉得自己至少对什么都不在乎了。他的生活，他的妻子，他的实验，他的病人，他在高尔夫球场边的新家，还有另一处在湖畔的房子，他想像着所有的一切在他面前灰飞烟灭：人、房屋和财产，而他却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对眼前发生的一切毫不在意。
天花板上的日光灯照亮了整间屋子，灯光如此明亮，垂直地s向各个角落，戴维斯在整间屋子里找不出一个影子。从屋里往外看，对着大街的开阔窗户好像被涂上了一层黑漆。而从窗外，人们能看到这家白晃晃的商店，就在警车、发亮的雪堆和黄色警戒线后面，整个建筑光秃秃的，像是以简洁而闻名的设计师密斯所描绘的一幅夜景。
有几个警察站在营业楼层上说话，但戴维斯只能隐约听到他们断断续续的低语：“他在这儿干什么……他会把整个犯罪现场弄得一团糟，看在上帝的分上……”站在戴维斯身边的警察叫奥塔格，以前是他的病人。今晚，奥塔格让戴维斯从后门进入商店——带他穿过仓库，上楼，站到了长方形收银台内侧——就因为这件事，奥塔格还被一名警探好好训斥了一顿。安娜·凯特的双脚在戴维斯的眼里一会儿是那么的清晰，一会儿又变得模糊，但他的眼睛从未离开过它们。这双脚自脚踝以下看上去如同由棕黄色的塑料制成，僵硬得就像是从墙边一个穿螺纹毛衣的塑料人体模特身上割下来的似的。
这时，他想起奥塔格曾被检查出j子活力低下。那天，他以戴维斯·穆尔医生的身份把这个坏消息告诉了奥塔格和他美丽的妻子凯瑟琳。他们不赞同采用人工授精的方法使凯瑟琳怀孕，也接受不了使用匿名dna和培育多个胚胎的方案。戴维斯不知道他们夫妻俩后来是否收养了孩子。但是如果奥塔格已为人父，也许就能够理解他此时难以抚平的悲伤。
戴维斯准备回家了，在大雪纷飞的夜里，身上连外套都没有穿。一位警察将开车把他送回家，他的家在斯通大街上，是草原风格的住宅。邻居们会赶来慰问，安娜·凯特的母亲——他的妻子杰姬将会扑进邻居们怀中哭泣。他会给杰姬开点镇静药，然后给自己灌下麦卡伦纯麦威士忌，希望麻木地睡去，没有噩梦出现。而接下来的第一个早晨将会是最最痛苦的。他会在刚刚醒来的那一刹那记不起发生过的事，然而，在阳光的照s下，他将记起他的独生女已经死了。
安娜·凯特十六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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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女人可比我妻子老多了，也许她们还更加绝望，特里心想。但是他忽然觉得有些尴尬，因为他自己和这些女人一样，都是快四十的人了。要知道，特里在男人面前谈起妻子的年龄可从来不会觉得尴尬。他其实相当喜欢在人前炫耀地和妻子手牵着手，或一把将她搂到怀里，在饭店吃饭时还总是和她坐在餐桌同一侧。他确信自己能够戒掉酒和大麻，并打算一有孩子就立即执行。不管怎样，大麻是一定得戒的（只要有了孩子）。但吸食大麻的快感怎么也比不上让其他男人嫉妒得脸发青来得爽，谁让他娶了这么个年轻漂亮又性感的玛莎呢。单凭这一点，哪怕让他采用“冷火j”疗法一下子把毒戒掉也是没话说的。
这些女人正用好奇的目光偷偷打量着玛莎。玛莎侧着脸，聚精会神地看着一本上个月的《新闻周刊》。她们搞不懂像她这么年轻的女人为什么会来这种地方。她们时不时朝玛莎瞟一眼，眼光中既有妒忌又有怜悯。这些女人的丈夫也注意到了玛莎，特里琢磨着这些男人肯定首先打量玛莎的胸部，接着看她的身材，然后久久注视着她，盘算她的年龄、体重，欣赏她的曲线，拿她的容貌和自己老婆的容貌作比较。
玛莎·芬恩对候诊室里各方朝她投来的目光全然不觉，连特里都看见了那些大老爷们火辣辣的目光，她却没有察觉。她有点紧张，但并不是因为这些人的嫉妒、幻想、渴望。她和这里的许多女人不一样，她的卵子和卵巢一切正常，而特里也和这里的许多男人不一样，他的j子活蹦乱跳，数目众多，这让他脸上不由自主地露出微笑，自鸣得意。看到他这副样子，玛莎尴尬地皱了皱眉。
投影（2）
在一位护士的引领下，他俩从白色皮沙发上起身，离开候诊室，穿过几个检查间和科室，来到了戴维斯？穆尔医生的办公室。这间办公室窗明几净，还有专门为患者设置的沙发和桌子，看得出如果穆尔医生投身其他行业也必是一把好手。候诊室与办公室故意布置得很不一样，候诊室空荡荡的，色彩单调；而办公室采用的是红褐色的暖色调。
“我还是觉得怪怪的。”特里？芬恩紧张地笑了起来，试图掩藏心里的害怕。玛莎安慰地拍了拍他的膝盖。
特里在自己的公司也算得上是一流的人物，可一见到穆尔医生，他不得不承认穆尔医生真是魅力十足——高高瘦瘦，修长的身材，浓密的褐发（在特里看来，他的头发保养得像政客们的那么好）。穆尔医生外面罩着白大褂，里面穿着一件昂贵的羊绒衫，系一条红色丝质领带。他用那温柔而又充满威严的男中音徐徐道来，和他的手势一样不急不缓，自信满怀。他的办公桌上没有任何杂乱零散的东西，这说明这位医生解决问题很利索，并能快速处理文件。穆尔医生也算是小有名气了：《芝加哥》杂志上曾登过他的照片，配图文字中写到他是“城中名医”（玛莎自从与穆尔医生预约后就一直把这张照片放在她的手提包中）。穆尔医生在克隆与克隆伦理学方面可是国内数一数二的。
“有些夫妇对这个过程有很多疑虑，”戴维斯说，“有些人有科学无法解决的伦理观上的问题，当然还有大量的宗教团体反对这种做法。你们有宗教信仰吗？”
“信基督教。”玛莎红着脸答道。
“我不知道宗教信仰对你们有没有影响，我自己也信上帝，但我对自己所从事的这项科学事业一直是心安理得的。”戴维斯说，“你们也知道，我们又克隆不出人的灵魂。实际上，我已经发现，比起传统的体外授精技术，一些宗教界的人士更能接受克隆技术。”他已经经历过无数次这样的初期咨询，知道接下来他们会问什么样的问题，甚至能预见得到他们提问的顺序。所以在回答更多问题之前他只是静静地倾听。
“他们更接受克隆是不是因为克隆不需要制造太多的胚胎？”玛莎问。
“是的。在目前一般情况下我们仅需要一个胚胎就能成功。”
“我知道这还涉及一些法律问题，我在网络上搜索了一些相关信息，但即便这样，我所了解的克隆知识也实在是太少了。”玛莎一边说一边格格地笑了起来，戴维斯这才注意到玛莎笑起来的样子非常好看，她不笑的时候脸上仿佛戴着一副化装舞会面具，而一笑起来面具就被摘掉了。“我知道去年城东有一些医生遇到了麻烦。”
“我们是有严格规定的，一旦触犯了相关的行规和法律，我们将受到严厉的处罚，从吊销行医执照到进监狱都有可能。比方说，我们必须选取已故捐献者的dna进行克隆，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你的孩子将来在珠儿超市排队付款时撞上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人。”说到这儿，特里、玛莎和戴维斯都笑了起来。
玛莎说：“这听起来真是难以置信，整个过程对我来说仍然是那么的不可思议——但你们能在人死后克隆出他们来，这简直太令人惊叹了。”
“dna并不像我们过去所认为的那么脆弱，尽管我们有一整套方法来保存它，但其实这些方法都是不必要的。”戴维斯解释道，“运用现代科技我们可以从死亡很久的组织中获取能成活的dna。可是一旦我们克隆出一个人来，我们将销毁剩余的dna。我们从不用同一个个体进行多次克隆，这样做是为了确保你的小孩是惟一拥有这种基因的活人。当然，除非我们培育出的是双胞胎。”
“那么捐献dna的到底是些什么人呢？”玛莎的语气更加坚定了。
“大部分是j子或者卵子的捐献者。在捐献j子或卵子的过程中，他们会表示是否愿意自己的dna在他们死后被用于克隆。如果愿意的话，他们再献一点血——光有生殖细胞是克隆不出什么的，这多少有点讽刺吧？——这样的话，我们付给他们的钱是仅仅捐献j子的三倍。如果是卵子的捐献者，我们付十倍的价钱。”
“捐献dna的女性一般比较少，”（玛莎记得自己在查阅有关克隆技术时看到过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克隆人是男性的原因。”书包网 。 想看书来书包网
投影（3）
“你说得对，捐献j子比更加普遍，还没有太多人只为了克隆而捐献细胞呢。大多数捐献者是在捐献了j子或卵子后再考虑的，你想，只要把袖子往上一挽，多签个字就能多得好多钞票，何乐而不为呢？还有一些人捐献是出于自我考虑：一想到自己的dna可以在死后传下去就兴奋不已，他们就像是在追求永生，当然这是无稽之谈。很多人一想到自己的基因要被复制，仍觉得有点不安，特别是女性。我的一位老同学曾经在去年的《新英格兰医学期刊》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说这种现象与女性的自我形象有关。我不知道是否该相信这种观点，但谁又能肯定这没有一点道理呢？我们还受到各种规章制度的控制，我们可不想没有经过当事人同意就进行克隆。法律和伦理也约束了我们，我们不能在当事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用他剪在废纸篓里的指甲进行克隆。你们也注意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