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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厅长说，各地区没有理由封锁消息。相互协作，这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刑侦格局。我们警察站在全局利益上想问题，实施好每一个工作环节，打击犯罪，保护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这是实实在在的贡献。这个案子并案之后，无论北京还是新疆，都为案件的破获，立下了汗马功劳。
他告诉我，新疆警察是很厉害的，一声令下，指到哪里就能打到哪里。他们付出的很多，条件艰苦，没有节假日，不分白天夜晚。下边的基层民警是这样，各级领导也是这样。大家都没休过星期天，星期天是我们分析案情最好的时候。
这个案子前后17天（指“8·19”案发后），惊动了全国，过程圆满，没留下遗憾，没留下尾巴。各地方的工作是综合的，公安部的协调作用不可少，北京、河北、四川共同行动，石河子公安局按照区厅的部署，一步扣一步，这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案子在新疆处理，有个大局问题，部里充分考虑了这个大局。
案子的性质十分恶劣，犯罪分子直接把矛头指向国家机器，侵害对象是我们的军队，这是公然的挑衅，是决不能容忍的。
为什么他能够在监狱里杀人？这说明我们在监狱管理、犯人改造方面还存在着问题。我们的改造政策，改造过程中运用的手段，如何把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显然做得不够。我们把战犯都改造了，决战不一定在战场，在人心的征服。为什么会出现白宝山，从初犯一步步到恶贯满盈的家伙，到杀都不足以平民愤的家伙，这是最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侦破案件，使犯罪分子得到惩罚，这是我们公安机关的硬指际，案件要破，要公布于众。公安机关破不了案子，老百姓不答应。同时，我们也需要社会的各个环节发挥作用，各司其职，使社会良性化。没有矛盾不可能，犯罪必须打击，但有矛盾，不应该使它激化。
张秀明原籍山东，在新疆长大，他毕业于新疆大学，父辈是老公安，对新疆很有感情、张秀明早年在公安系统工作，后来调到地方上，当过多年的市委书记、地委书记，在喀什工作了8年，他是民族问题专家。调回公安厅担任厅长，后来担任新疆党委常委，他在新疆治安的综合治理上，是个强劲派。
采访杨德禄副厅长，是在整个采访工作将要结束的时候，前期只是泛泛地谈谈，他就把我“发”了下去，告诉我，我们没什么好写的，多写写我们下边的民警，他们的工作很辛苦。
杨厅长祖籍天津，家在天津天后宫一带，是天津的老户。他16岁当公安兵来到新疆，很快就转到公安上，1960年开始接触刑侦工作，从基层一步步升为主管刑侦工作的正厅级副厅长。
给我的感觉，杨厅长平易，在刑侦系统威信很高。他的威信来自他的人品，更重要的是他在业务上要求严格，眼睛里不揉沙子。下属既不怕他也怕他，案子说不清，线索根据不足查得不细，到杨厅长面前是过不了关的。
杨厅长告诉我，侦查工作，没有常胜将军，不都是过五关斩六将，麦城也要走不少。功夫做到了，也重视了，就是没破，这样的案例也是有的。这项工作不像有的侦查通讯上写的那样，从开头到结尾都英明，实际上这项工作很辛苦。
杨厅长不希望新疆的案子多起来，但出了案子，工作来了，他会想得很周全很细致，安排下去，组织侦察人员侦破它。
关于白宝山案件，他从业务角度说得多。对于新疆，这是个典型的刑事案件，他的思路，始终砸在寻找罪犯的落脚点上。“8·19”案发到9月5日白宝山被抓获，整整用了17天。新疆方面对案件的基本判断，重点区域的划定，几处现场特征的捕捉，物证的运用，以及并实后的工作，都是准确的，没走大的弯路。
杨厅长说，最早两起涉枪案件，在149团杀了我们两个警察，引起厅里的重视，派张卓敏过去参与工作。一周多，无重要进展。当时乌鲁木齐对外经济贸易洽谈会要召开，北京十五大要召开，这是一个不安全因素，所以召开了8月18日的会议。张厅长要我出面，上上螺丝，我出面都是上螺丝。会上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在141与149团的中间地带可能有一处落脚点；二个是防范他们到乌鲁木齐来作案。要害部门、银行系统、重要人物的安全工作都做了布置。结果他们第二天就来了。当时案子还没跟北京连上，部里调子弹，开始我的指导思想是立足本地解决问题。新枫、晓辉打电话，认为并比不并好，并上条件多一些，并不上对新疆的工作也无大影响。送弹，结果并在了一起，当时就意识到责任更重大了。“8·19”案件，在新疆就是有史以来的大案件，和北京一并案，影响更大，压力更重，当然，破了案子，挽回的东西也更多一些。全国并案会开得很好，成功，高效。新疆有大量的物证，有目击者，这是破案最基本的条件。新疆是重点，这是责无旁贷的。时间不由新疆决定，部里要求十五大前破案，不然罪犯带着枪支蹿回北京不好办。这时离十五大召开还有10天左右。我说案子能破，这有把握，但限期在十五大之前，没十分把握。最后定的调子是十五大前取得重大突破。结果比预想的好，白宝山在十四届七中全会召开的前一天晚上抓到了。
这个案子，新疆方面我出面，代表厅党委抓总，组织了领导小组，制定方案；晓辉留下，代表部里协调督办。
石河子派张卓敏先过去，研究开会布置。不久阜康消息过来，我和晓辉去了天池。把死亡时间定了，倾向于内部火并。回来向张厅长汇报。他说，暧，老杨，这肯定是北京人把我们新疆人打死了。我也有这种感觉。找尸源，让法医整理一下，尸体像个鬼。147团找，兵团找，不能离开重点。
兵团开一个会，王汉儒副司令主持。兵团是半军事化，这个会议很重要。这样下边能动起来，能召集起会议，不能只是个别走访。晚上，我和晓辉在石河子，马荣市长请吃饭，说起这条线索。一个北京犯人要子弹打野猪。地方上的领导人了解信息范围广，一般是他听了认为重要，反映过来。结果这条线索查出了情况。
总结整个破案过程，正面经验，反面教训，应该说都有一些。
第一，得到了各级各地公安机关直至公安部的绝对重视，哪一个环节都是绿灯，黄灯都不许有。部里始终抓住没放松。
第二，没走大大的弯路。分析建立在现场情节、现场特征的基础上。重点区域，重点人员，没有太大的偏差。
第三，新疆方面，体现了厅党委的集体领导，张厅长、买买提·r孜副厅长，包括其他党委成员，整天在想案子怎么突破。张厅长从头到尾都在指挥，通过我，贯彻党委的意图。我的想法天天向他汇报，商量、研究指挥思路、决策，整个侦破过程都是张厅长在指挥协调。
张秀明厅长做事干脆果断，定下的东西一抓到底。不喜欢粘粘乎乎，干就干出个名堂来。
第四，判断犯罪嫌疑人可能是复员兵，可能参加过越战，这个判断始终没有放弃。这是根据现场特征做出的，对方心理素质这么好，枪法准确，一举枪倒一个，标准的军事动作，单手开枪——虽然白宝山不是复员军人，但在划定侦查范围时，这一块不能丢。
第五，教训方面，8月18日会议，分析到敌情，但没想到边疆宾馆这样的地方，是个缺欠。“8·19”那样大的现场我们刑警没遇到过，应该规范一下，哪些人应该到现场，哪些人不必到现场。埋藏枪支、赃款，到水上乐园去躲避，这是我们没想到的。另外，部署到位，落实扎实的工作方面也有欠缺。客观因素有一些，刑侦骨干队伍素质的提高、基层民警侦查的素质的提高是一个课题，这牵扯到公安的基础工作了，是个长期任务。
总归，“8·19”案在整个的侦查过程中，新疆打了一个漂亮仗。
采访张新枫时间上最短，因他马上要去开一个会议。
他认为这个案件的侦破，最主要的一条经验，就是走群众路线，是依靠群众，群策群力而取得的成就。如果说有不足，也正要是依靠群众依靠得不够。侦破这个案子，不是哪个人有多么神，这是集体的力量。
犯罪分子很凶残，在北京作案影响大，袭击部队，搞枪搞武器，当时有多种分析，不能排除他有针对军队的企图。
犯罪分子总会犯错误，他离开北京到新疆作案，是他最失败的一步棋。他从北京到新疆，在新疆打响，我们抓住了破案的时机。
井案会上、正确划定了一个北京人，一个新疆人，二人的关系，很大的可能是一同劳改过的狱友。地点，重点划定在石河子147团附近。分析都很充分，预感到案子能拿下来。
一个关键地方，犯罪分子把枪包扔了，我们找到缝鞋匠，这是新疆精彩的一笔。我们去了这个现场，当时犯罪分子还在准备阶段、这是确定犯罪分子落脚地的重要依据。
案子跨度大。案子破了，是拼出来的。赶在了9月5日七中全会开幕那一天。我陪白景富副部长到石景山，到京西宾馆见到陶驷驹，向中央领导报告，中央领导非常高兴。
这个案件的侦破，不是偶然的，由于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迫犯罪分子无路可逃。这是各地区抓紧工作的结果，是方方面面的专家对犯罪分子深入刻画的结果，是千万基层民警共同努力的结果。
对这个案件的认识过程，北京经受的曲折比较多，这有个对案情的认识不断完善、不断深化的过程。犯罪分子暴露一次，才能增加一些条件。没有北京的长期工作，怎么能迅速认定犯罪分子一个北京人，一个新疆人？没有大量的前期工作，这个认识是得不出来的。
犯罪分子胆大，不慌，凶残。是初犯吗？是新手吗？显然不是，各方面都像跟我们打过交道的人。为什么上新疆，因为熟悉。为什么熟悉？在新疆劳改过。北京人在新疆劳改过，去找他过去的狱友。这种分析，是站得住脚的，是科学的判断。
我们有些工作，甚至大量的工作，看上去是徒劳了，一些判断后来被否定，这也有其正面的效果。
有了大量的由现场提供的线索，就觉得这个人到头了。虽然还没抓到，但在心里，他已经活了起来。
并案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可以集中大家的智慧。我们付出过代价，拿出来的是反复过多次的认识。这个认识，就具有价值。
张新枫最后仍归到他的主题上去，强调，案件的破获，最重要的是走了群众路线。他说的这个群众路线，是指走了依靠专家、依靠各地方公安机关、依靠千万基层民警、依靠各地方政府的群众路线。集中了各地的优势，集中了大家的智慧，集中了各地的条件，从而破获此案，取得大捷。
四、审讯白宝山
白宝山被押解到新疆接受审判，这是公安部经过多方考虑，作出的决定。白宝山在新疆的案件社会影响面大，他在新疆也杀人最多，特别是“8·19”边疆宾馆案，死伤者涉及到多名各民族的群众。在新疆公开审判，有利于新疆的安定，有利于民族团结，这也是新疆各族群众的愿望。
1997年12月3日，区厅四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