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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商隐，字义山，号玉谿生，生于公元812年，死于公元858年，是个很不顺的晚唐诗人。中国文人，自古以来，顺者少，不顺者多，也是无争的事实。但如李商隐这样“坎壈终身” 的不顺者，而且不顺到只在世上活了四十七年就一命呜呼，还是不太多的。
锦瑟无端五十弦（4）
“坎壈”，从字义来解，当有老百姓口头上常说的，沟沟坎坎，坑坑洼洼，不很平坦的意思。李商隐的一生，十岁丧父，三十岁丧母，四十岁丧妻，三次考场败北，五次幕府下岗，七次转业另就，这条实在太艰难的人生道路，真够难为我们这位诗人在其短促一生中，跌跌撞撞，踉踉跄跄地熬过来。
因此，这首在最后岁月里写成的《锦瑟》，凝聚着他的全部人生历程，浓缩着他的全部感情体验。如同贝多芬那支《命运交响乐》，每读每新，总能敲动着人们的心扉，与之共鸣。
这种以千年为单位衡量出来的不朽，才是货真价实的不朽。
惟其不朽，一千多年来，李商隐成为关注之焦点，研究之重点，大有成为一门显学之势。谈唐诗，首推三李，他是压轴的一位。虽然，他的作品，其费解、深奥、晦涩、隐喻之处，往往人言人殊，不得要领。但美不可言之处，对整个唐诗而言，可谓枇杷晚翠，异峰突起，形成闭幕前的高c，结束一代盛事。尤其他的这首天鹅之歌，从宋之苏东坡起，一直到今人钱钟书，或注或释，或议或评，无不竞为时尚，显出高见卓识。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文人学者，把功夫用在《锦瑟》上，这在中国诗歌史上，也是颇为罕见的现象。
所有琳琅满目的名人解读，概括起来，无非两类，一类认为诗中有人，一类认为诗中有物。认为有人者，又各有所指，或情人，或恋人，或爱人，或亡人，或诗人本人。于是，关于这首诗的热烈精彩，就都从这方面着力，也都从这方面出戏。
诗中有人，一个极曼妙的女子，为最早出现的说法，也是最有影响的说法。
李商隐有《锦瑟》诗，人莫晓其意，或谓是令狐楚家青衣名也。（刘攽《中山诗话》）
刘贡父云：“锦瑟，令狐绹家青衣。”亦莫能考。（张邦基《墨庄漫录》）
或云，锦瑟，令狐楚之妾。（计有功《唐诗纪事》）
适怨清和，昔令狐楚侍人能弹此四曲，诗中四句，状此四曲也。（许《彦周诗话》）
当然，最早的说法，不一定是最具权威的说法。但刘贡父，即刘攽（1023～1089），北宋史学家，是最接近李商隐《锦瑟》写作年代的北宋文人。姑且说他的传闻很大程度是道听途说，但应该比他年代稍后的那些所浮想附会的说法，可信性要高。其次，刘攽参与过司马光《资治通鉴》的编撰工作，应该有着历史学家治学的严谨。所以他在行文口气中，加了“或谓”两字，以示存疑。然而，他的“青衣说”，对这首诗，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
锦瑟是青衣名，见唐人小说……宋人认作咏物，以适怨清和字面附会穿凿，遂令本意懵然。且至“此情可待成追忆”处，更说不通。学者试尽屏此等议论，只将题面作青衣，诗意作追忆，读之当自踊跃。（胡应麟《诗薮》）
此诗自是闺情，不泥于锦瑟耳。屠长卿注云：义山尝通令狐楚之妾，名锦而善弹，故作以寄思。（周珽《唐诗选脉笺释会通评林》）
再以李商隐为令狐楚的得意门生、亲信下属的双重身份而言，也为“青衣说”提供了重要佐证。据《旧唐书》本传：
商隐幼能为文，令狐楚镇河阳，以所业文干之。年才及弱冠，楚以其少俊，深礼之，令与诸子游。楚镇天平、汴州，从为巡官，岁给资装，令随计上都。（多次科举失败后）开成二年，（经令狐楚力荐）方登进士第。
算起来，他从十八岁，大和三年（829）起，投靠、追随、信奉这位恩师，直到二十六岁，开成二年（837），令狐楚病故，另谋高就止，近十年功夫，他是以首长秘书的身份生活在令狐楚的节度使府，备受呵护，几乎成为其家庭一员，这是可想而知的。
因此，风流蕴藉、满腹才情的诗人，与一个名叫锦瑟的漂亮侍女，耳鬓厮磨；或者，与一个善弹锦瑟的美丽乐伎，过从亲密；或者，与一位身份为令狐楚之妾，另有一说为令狐楚之子令狐绹之妾的女子，有过不伦之恋的私昵，这些足够编成电视连续剧的爱情故事，曾经在令狐老爷或少爷府里发生过，是很容易推想而及的。
当然，这些很世俗也很庸俗的推想，会令正经人摇头不迭。但要求一个十八岁至二十六岁，时值青春期的李商隐，成为循规蹈矩的正人君子，也太道学先生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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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瑟无端五十弦（5）
何况在唐代，整个社会风气趋向浪漫，对男女情爱持开放态度，因此，文人风流，视作雅事，即或逾矩，也不至于出现《锦瑟》诗中那样严重的后果。所以，稍晚于刘攽的苏东坡（1036～1101），对《锦瑟》持相反看法：
山谷道人读《锦瑟》，殊不晓其意，后以问东坡，东坡云：“此出《古今乐志》，云‘锦瑟之为器也，其弦五十，其柱如之，其声也适、怨、清、和。’案李诗，‘庄生晓梦迷蝴蝶’，适也；‘望帝春心托杜鹃’，怨也；‘沧海月明珠有泪’，清也；‘蓝田日暖玉生烟’，和也。一篇之中，曲尽其意，史称其瑰迈奇古，信然。《刘贡父诗话》以为锦瑟乃当时贵人爱姬之名，义山因以寓意，非也。”（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引黄朝英《缃素杂记》）
然而，也有人提出质疑，不以为然：
此诗说者纷纷，谓锦瑟为贵人爱姬者，刘贡父也；谓为令狐楚之妾者，计敏夫也。自东坡谓咏锦瑟之声，则有“适怨清和”之解，说诗家多奉为指南。然以分配中两联，固自相合，如“无端五十弦柱”、“思华年”则又何解以处此？详玩“无端”二字，“锦瑟弦柱”当属借语，其大旨则取五十之义，“无端”者，犹言岁月忽已晚也，观下句自见。顾其意言所指，或忆少年之艳冶，而伤美人之迟暮；或感身世之阅历，而悼壮夫之腕晚，则未可以一辞定也。（王清臣、陆贻典《唐诗鼓吹笺注》）
一首绝妙好诗，是阅读不尽，也品味不完的，这就是文学的不朽。
每个读者所读出来的《锦瑟》，其实都是加上了自己感受的镜中之像，搀进了自己体味的水中之影，不但不会同于别人，甚至也不会同于上一次阅读时的自己。因为这首诗中，那缠绵悱恻的思绪，伤感怅惘的情调，典故隐喻的深奥，诗人生平的附会，为读者阅读时的二度创作，提供了太多的想象空间。
于是，许多不一定站得住脚，但未必不无道理的推论一一出现：或曰追思他的艳遇，或曰悼念他的亡妻，或曰他的人生总结，或曰他的创作回顾，或曰顾念唐室故国凋零、伤时感世，或曰羁旅他乡、久客思归、不胜懊悔等等。
我不禁想起法国作家福楼拜，他的名作《包法利夫人》出版后，获得很大轰动和赞誉，从此享誉法国文坛。有一次，他在与朋友的交谈中，曾经语出惊人的宣告，“包法利夫人就是我，我就是包法利夫人！”曾令人目瞪口呆。因为，那个r欲的荡妇包法利与多病的老单身汉福楼拜，风马牛不相及，毫无共同之处。
但是，这位文学大师却道破了一个极其深刻的道理，不管作家笔下的描写对象，为天为地，为山为水，为人为物，为虚无缥缈的空，为柴米油盐的实，其实都是在写作家自己。因此，真正的文学作品，总是作家寄托其心灵的所在。不是文如其人，而是文中有其人。法国另一作家布封说，“风格即人”，是至理明言。
作品的不朽，也是作家心灵的不朽。
因此，清人王清臣、陆贻典所说的：“或忆少年之艳冶，而伤美人之迟暮；或感身世之阅历，而悼壮夫之腕晚，则未可以一辞定也。”倒有可能是理解这首天鹅之歌的一把钥匙。
也有论者引用李商隐一篇《上河东公启》的骈丽短文，用诗人的自白，为其艳情作品并无所指辩解。虽然，在他的诗中，欲言又止的浪漫之思，吞吞吐吐的情爱之怀，钗头粉钿的香脂之气，衣衫窸窣的肌肤之亲，使人忍不住浮想联翩。但是，李商隐向这位显然太正经的老爷子申诉：“至于南国妖姬，丛台妙妓，虽有涉于篇什，实不接于风流。兼之早岁，志在玄门，及到此都，更敦夙契，自安衰薄，微得端倪。”这段话的要点是什么呢？柳大人，我尽管写了一些芳菲悱恻的浮艳篇章，但诗只是诗，并无实指对象。
我是守身如玉的，他想让他的领导相信。
河东公，即柳仲郢，是他最后的顶头上司，当然也不是白痴。此时诗人四十岁，丧妻不久。这位上级特地物色了一位乐籍女子，为其续弦，显然考虑到他应该更能接受这类风尘中人。不知李商隐为什么要婉拒，遂有这封表态的信，谁都看得出来，不过是此地无银的信口关白罢了。
锦瑟无端五十弦（6）
我才不信，一个不善浪漫，不擅情爱的文人，会写好浪漫和情爱？一个从无大爱，更无大恨的文人，会写出震撼人心的爱恨情仇？惟其如此，把爱写得那么奇丽，把情写得那么神秘，把性写得那么美妙，把女人写得那么灵动精致、呼之欲出的李商隐，才在这首回眸一生的《锦瑟》中，写出千古传唱的深情来。
显然，那是一个令他魂牵梦萦的女性，或许正因为她，一个名叫锦瑟，或者弹奏锦瑟的女子，而不得不与从他十八岁（公元829年，文宗大和三年）起到二十七岁（公元838年，文宗开成三年），追随了近十年的令狐恩公分手，走自己的路，从而铸下难以挽回、后悔莫及的大错。或许他想活得更好，或许他想把握自己，或许他想冲决而出，或许他想远走高飞……现在已经弄不清楚：李商隐为何要离开令狐楚家，投奔王茂元，并且做了他家的女婿？但在当时朝廷的牛、李朋党之争中，这种背叛是被整个社会不齿的。于是，这位晚唐诗坛的领袖人物，成为被唾弃，被鄙视，被排斥，被打击，两面不讨好的，一直到死也没顺过的倒霉角色。
所以他的这次出走，既有令狐少爷那忍无可忍的一纸逐客令，也有庭院深处漂亮女子擦拭不尽的泪水和那具弦断柱裂的美人锦瑟，更有“十年京师，寒且饿”（李商隐《樊南甲集序》）的难耐反弹。因为作文人者，在政客眼里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摆设，不会始终高看的。出于伙计对老板所给工资待遇的不满，遂有这次不得已而跳槽的决绝。更何况当时皇帝走马灯似地你上我下，朝臣贴烧饼似地变来变去，朋党之争纠缠得难解难分，胜负未卜的混乱格局中，良禽择木而栖，我李商隐为什么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而不头脑灵活，另觅主子，改换门庭，别开生面呢？
然而，他没有想到，他尽管很不得意，但也并非名不见经传的等闲之辈，在诗歌上，按唐李涪《刊误·释怪》载：“商隐词藻奇丽，为一时之最，所著尺牍篇咏，少年师之如不及”，是位拥有极大成就的诗界领袖。在文坛上，据唐裴廷裕《东观奏记》载：“商隐字义山，文章宏博，笺表尤善于人间”，也是位拥有极高声望的文学大师。因此，他的一举一动，影响视听，非同小可。这轻率的一步，前脚迈出去，后脚物议即至。在水火不容、冰炭难共的党争天下里，诚如陈寅恪所言：“不仅牛党目以为放利背恩，恐李党亦鄙其轻薄无c。”
于是，他栽了，而且栽得很惨，结果，他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在政治上，依五代刘昫的《旧唐书》所写，是一个被朝野公认的，“背恩，尤恶其无行”的投机分子；在人格上，宋欧阳修、宋祁的《新唐书》载，在大众眼中，是一个极不可靠的卑鄙小人。“诡薄无行，共排笮之”，成了过街老鼠。这种极低评价，极坏舆论，与他在文学上的极高成就，诗歌领域的极大声望所造成的强烈反差，使他身心受到冲击的程度，可想而知。
那时，我在大师的家乡，劳动改造，重新做人，是在丹河的河床中采砂石，其苦可知。修建铁路隧道，需用混凝土，而且用量极大，所以不得不成年累月站在河水里淘泥净砂，就地取材，以供搅拌，累到腰都直不起来。但我想到这位博爱县的先贤，在唐朝的日子，虽然身体所受的罪不如我重，但是，在精神上所受的罪，那可真是让他度日如年了。于是，无所谓垢辱，无所谓羞耻，无所谓低贱，更无所谓异类非人的我，比之不得不生活在唾弃他的人中间，不得不与视他为小人的人周旋的李商隐，我不禁宽慰自己，不免作阿q式的自我安慰，反正我是完蛋了，也不在乎再完蛋一回或两回三回，抱定这个宗旨，还有什么好在乎的呢？
时间年龄纪事文宗大和三年（829）18岁入天平节度使令狐楚幕。大和七年（833）22岁应举，知举贾悚不取。大和八年（834）23岁入兖海观察使崔戎幕，不久，崔亡故，被遣散。大和九年（835）24岁二次应举，知举崔郸仍不取。 开成二年（837）26岁三次应举，因经门师令狐楚的力荐，终于登进士第。此年，令狐楚亡故。开成三年（838）27岁又应博学鸿词科，初试得中，复审除名，败出。赴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幕。武宗会昌三年（843）32岁王茂元病故。宣宗大中元年（847）36岁再入桂管观察使郑亚幕。大中二年（848）37岁郑亚贬循州，幕散，又一次被遣归。大中三年（849）38岁又入武宁节度使卢弘止幕。大中五年（851）40岁卢弘止病逝，幕罢，回籍。此年，妻王氏死，困窘无奈，转投令狐绹。被婉拒，入东川节度使柳仲郢幕。大中九年（855）44岁因柳仲郢调回长安，幕散。大中十年（856）45岁为盐铁推官。大中十二年（858）47岁罢盐铁推官，不久病逝于郑州。
锦瑟无端五十弦（7）
丹河的水，即使夏季也是寒可彻骨，但我用不着像他那样，仰仗权贵，乞怜高门，巴结恩公，求全苟活；更用不着像他那样，谦卑恭顺，视人眼色，强作笑颜，小心行事。我的主张，既然做狗，就做死狗，做癞皮狗，做落水狗，绝不做摇尾乞怜、祈求恩典、俯首帖耳、奴颜婢膝的顺毛狗、叭儿狗。因此，听着那断断续续的悲怆怀梆，真为这位唐代的大师不得不臣服于那些王八蛋，以求一口嗟来之食而悲哀。
命也运也，想想都替他累死了。
老实说，上帝不会给人百分之百的完美，那些真正意义上的纯粹文人，不可能得到锦绣才华的同时，又得到巧言令色、圆滑世故、长袖善舞、吹拍钻营的本领。正如那些名利双收、左右逢源、春风得意、一路绿灯的作家诗人，总是写不出什么像点样子的作品一样。鱼和熊掌，是很难兼而得之的。李商隐，就是这种除了能做得一手好诗外，在现实生活中，一无能量，二无能力，到处碰壁，无不失败的人，这辈子便只有一连串的不走运了！
看他这份靠山山倒靠水水干的履历，便知诗人这短促一生，该是何等倒霉了。
东奔西跑，南投北靠，四处碰壁，落寞蹭蹬，郁闷到四十七岁的他，终于再也活不下去。情人飞了，老婆死了，朋友倒了，官职丢了，希望没了，前景完了，赌场情场，双双败北，也就只有悄没声地，独自恹恹而死。
一想到文人的命途多舛，谁也比不上四十年被人按住脑袋，不让抬起头来的李商隐了。所以，我对《锦瑟》第一句的“无端”二字，差不多可以读出一部中国文人的哀伤史。那些平白无故的灾难，变生不测的事端，祸从天降的惩治，猝不及防的凶险，毫无来由的迫害，平地风波的运动，别出心裁的整肃，大张旗鼓的镇压，无一不是突然间“无端”而来，让你招架不住，让你p滚n流，让你倒霉到底，让你不得翻身。因此，这首《锦瑟》，若与 “坎壈终身”的诗人际遇一并吟味的话，前瞻后顾，上下求索，触类旁通，见微知著，说不定还会得到一种感悟认知、意会神注的新体验呢！
曾经沧海难为水（1）
曾经沧海难为水一
中国文人最值钱的，是他的才华。
中国文人最不值钱的，是他的人格。
当然，也并非悉皆如此，但很大一部分文人基本如此。这也是我们翻开厚厚的文学史，常常不禁为之掩卷、扼腕叹息的缘故。
在唐代，与白居易齐名，世称“元白”的双子星座之一，创“元和体”新诗风，为中唐诗坛扛鼎人物之一的诗人元稹，恰巧就是这样一位令人遗憾的典型。他的诗，写得非常之美妙；他的人，做得却是相当之糟糕。
这种两面性、复杂性，不光为舞文弄墨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