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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现在曾老先生的“五端”外，还有“外一端”，正是“青年所希冀者”，那就是老年人要我们听话，希望老年人也“垂听”一下我们的声音。虽然培根（francis ban）早就说我们不适于判断，可是我们毕竟是一个窝里的人，毕竟一同参加这场接力赛，不要总是以为你们看我们都看得那么准，你们总该想想我们在用什么颜色的眼睛在看你们，至少你们该想一次。
索罗（henrv did thoreau）在他的《华尔登》（walden）的第一篇里，曾有过几段激烈批评老年人的文字，它们的神韵与气势是会被翻译毁坏的：
what old people say you cannotyou try and fd that you can。old deeds for old people，and new deeds for new。
ageno better，hadllywell，qualified forstructoryouth，forhas not profiteduchit has lost。
practically，the old hevery iportant advicegive the young。their own experience has beenpartial，and their lives he been such iserable failures，for private reasons，as they yt believe；andaythat they he so faith left which belies that experience，and they are only less young than they were。
老头子们说你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可是你试一下，你就会发现你能。老的一套只该适合老家伙，新人该有新的一套。
一大把年纪很难构成做青年老师的好条件，因为它得不偿失、功不补患。
实际一点说，老年人不会有什么很重要的意见给青年人，他们自己的经验是那样支离破碎，他们的生活又那样惨败，他们必须知道这些都是咎由自取，也许他们还保留一些与经验并不符合的自信心，可是他们已经不够年轻了。
他更激烈地否定老年人：
he lived so thirty yearsthis p，and lhe yethear the first sylblevaluableor even earnest advice froseniors。they he toldnothg，and probably，cannot telnythg，to the purpose。herelife，an experinta great extent untried；butdoes not ailthat they he tried it。ie any experience whichk valuable，isurereflect that thisntors said nothg about。
我在这星球上活了三十年，从我的老前辈那儿，我还没听到可称得上有价值的或热情忠告的第一个音节，他们什么也没有告诉我，可能也告诉不了我什么中肯的话。这就是生命，一个大部分没被我体会过的经验，他们虽然体会过了，可是对我却没用。如果我得了什么我觉得有价值的经验，我一定会想：这个经验，我的“指导人”压根儿还没提过呢。
这些话足可以使老一辈的骂他忘恩负义了，可是他又接着向老人家施展了棒喝：
you ay say the wisest thg you can，old an you who he lived seventy years，not without honourakd，
hearirresistible voice which vitesaway fro all that。one generation abandons the enterprisesanother like stranded vessels。
你可以说那些最聪明的话，老家伙——你活了七十年了，而且活得荣华富贵，——我却听到一种挡不住的呐喊，要求我不听你的话。这一代扔掉上一代的丰功伟业就好像扔掉一条搁了浅的破船。
我不太觉得我们一定要过于刻毒地批判老年人，我也不大觉得我们一定要像放弃破船一般地放弃对他们的希望，他们之中，若真有竖起脊梁特立独行的皓首匹夫，我们还是愿意做执鞭之士的。读过《宋史》晏敦复传的人，都会看到下面这一段：
〔和议时，秦〕桧使所亲谕敦复曰：“公能曲从。两地旦夕可至。”敦复曰：“吾终不为身计误国家，况吾姜桂之性，到老愈辣，请勿言。”桧卒不能屈。
这是一面好镜子，在“水深波浪阔”的时代里，我们正需要一些有“姜桂之性”的老辣椒们来“训育”我们、“辅导”我们，“立”身教而为我们“法”，他们要我们苦干，至少他自己不躺在沙发上做学者；他要我们有骨气，至少他自己不是一个“善保千金躯”的乡愿；他要我们战斗，至少他自己要做《老人与海》里面的打鱼人。
一些老年人教青年人读经，他自己总该读过“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
的话，即使他的歌声动人壮志可嘉，他也该问问青年人的意见，赖斯（cale young rice）
在《青年人向老人说的话》（the youngthe old）里，他告诉老年人：
you who are old，
and he fought the fighi，
and he wonlostleft the fight，
weightnot down，
with fearsthe world，asrun！
你们老了。
打过了这场仗，
赢过，输过，又丢下了这场仗。
当我们在奔跑，
你们对世界的恐惧，
不能把我们吓倒。
可是，问号紧跟着我们，我们忍不住要问：有几位老年人肯听我们的话呢？有几位老年人能听我们的话呢？有几位老年人乐意谈谈接棒的问题呢？
从陆机的旧赋里，我们仿佛看到一批批的英气耿介声盖士林的青年人，他们一个个都从青丝老到了白发，他们还算是高明的人，虽然显得老惫，还能勉强维持最后一道防线，不太肯胡来，他们的“老气”不复以达工部所谓“横九州”的地位了，只好以望七之年，去做“横秋”的壮举了！老朽昏愦卖身投靠的一辈我们不必说，即以最开明一代的老先生而论，从写《人权与约法》时代的胡适之到写《容忍与自由》时代的胡适之；从《人权论集》时代的梁实秋到《远东英汉字典》时代的梁实秋，我们多少可以看出他们转变的痕迹，弗洛斯特在他那首《预防》（precution）里，说他年轻时不敢做一个急进派，因为怕他年老时变成一个保守派，我并非说胡适之与梁实秋已变成保守派，我是说，他们今日的“稳健”比起当年那种生龙活虎意气纵横的气概，是不大相称的！
公自平生怀直气。
谁能晚节负初心？死去的哲人的诗句已经替那些好学不倦、守经不变的耄勤之士指出一条危机，我们不惋惜钱谦益、章士钊的老不自爱，我们只惋惜黄梨洲、江亢虎的晚节难全！
罗马史家李维（livy）曾对西辟奥·阿弗里卡纳斯（scipio african）批评道：ultia priis cedebant。（他的晚年不及他的早年。）环顾国中，有几个可爱的老年人能挡得住这种判决呢？
病情是指出来了，可是没有药方，答案不是没有，而是不需要一个越俎代庖的青年人来提供，至少就我个人而言，我不觉得我有资格去做评议员。对那些老不成器老不晓事的老爷们，我不愿再说什么，对那些老着脸皮老调重弹的老j巨猾们，我也不愿再说什么，只是对那些以老当益壮自许、以老骥伏枥自命的老先生们，我忍不住要告诉你们说：我们不会抢你们的棒子，我们不要鸣鼓而攻我们的圣人的棒子，我们不稀罕里面已经腐朽外面涂层新漆的棒子。我们早已伸出了双手，透过沉闷的空气，眼巴巴地等待你们递给我们一根真正崭新的棒子！
一九六一年七月十五日在碧潭山楼
附录（略——编者）
〔后记〕这篇《老年人和棒子》，原登在《文星》第四十九号（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一日台北出版），是我写给《文星》的第一篇稿子。
我现在抄两段当时的日记：
四月八日：“姚（从吾先生）持王洪钧文给我看，我立即想作一文抒感。”
四月十四日：“写《老年人和棒子》至夜三时，文思甚涌，此文若得售，必可轰动。”
这两段日记，如今回看起来，多少使自己有点沧桑之感。因为自从这篇文章发表后，接二连三的有了许多“文字缘”和“文祸”。在《文星》、《文坛》、《新闻天地》、《自由青年》、《民主评论》、《自立晚报》上面，都有文字讨论到和这篇《老年人和棒子》有关的问题。今年三月间，政治大学的学生，为了《政大侨生》革新号二期的“青年人与棒子”
的征文，甚至还和训导处闹出不愉快；这真是一场“棒子战”了！
（一九六三年九月十二日）
十九 张天师可以歇歇了！
六月十四号的台北《征信新闻》上，有这么一条消息：
延续道教传统·张天师请立嗣
〔本报讯〕由江西来到台湾现在台湾设立天师府的张天师六十三代孙，近曾向内政部申请立嗣，以便延续道教的命脉与张天师的烟火。
据内政部的一位官员说：张天师第六十二代孙，系大陆撤退来台后，政府为体恤其忠贞。曾自主管宗教业务的内政部，每年编列二万四千元的预算，作为天师府的津贴费用，五年以前，增加为每年三万六千元，去岁再增加为四万人千元——月支四千元所台币。
但由于张天师六十二代孙迄今尚乏子嗣，而其本人年事已高，为延续道教命脉及继承天师烟火计，势须立嗣，故天师六十二代孙，呈文内政部，准其收养子嗣，内政部对其所请，已做慎重考虑。
看了这条消息，我不能再忍耐了！我必须要说：张天师可以歇歇了！不但张天师可以歇歇了，其他一切拿百姓钱、吃祖宗饭的人——不管他是孔子之裔也好。曾子之后也罢——都可以歇歇了！
我说张天师可以歇歇，并不是说他不必立子嗣、延烟火，他自己生不出儿子，想找个别人的儿子过继，这是他的自由，我不能干涉，就如同他要登坛作法、炼汞烧丹，我不能干涉一样。但是他为了过继个儿子，竟要政府移转预算，用老百姓的税捐来延续他们那“一道青烟”，这就未免得寸进尺了！因为张天师六十三代以来，一直是老子生儿子，儿子生孙子，生生不息的，很少“及身而绝”的前例，故向历朝各代的政府讨便宜，政府慎于传统，没有话说；但是这回就说不过去了，过继别人的儿子，照我们现代的法理，显然已经没有“血缘”的关系，显然已失掉了他们血y里的“道性”，显然不该再拿政府每月四千块的干薪，显然不值得内政部“慎重考虑”了！
张天师的这次史无前例的“申请”。引起我一点探源的兴趣，我翻开历史书，一下子便查到三个张天师：
一、张鲁——《后汉书）刘焉传：“（张）鲁，……祖父陵，顺帝时客于蜀，学道鹤鸣山中。造作符书，以惑百姓。受其道者，辄出米五斗，故谓之‘米贼’。陵传子衡，衡传于鲁，鲁遂自号‘师君’。”
二、张修——《三国志）魏书张鲁传注：“（张）修为五斗米道，……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为常，故号曰‘五斗米师’，实无益于治病，但为y妄……”
三、张角——（后汉书）皇甫嵩传：“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畜养弟子，跪拜首过，符水咒说，以疗病。”
由此可见，一开始，道教的老祖宗就出了双胞案或三胞案，也许是四胞案，反正不管是几胞案，杀杀砍砍做做密医以后，最后总算定于一尊了。
张天师既然逐渐确定，自然要附会出个体面的祖宗来。首先他们抬出来老子，可是老子姓“李”，是我们本家，只适合做祖师爷，不适合做祖宗。于是他们向上追，直追到历史上第一个姓“张”的大名人——张良（子房），算是认了亲。所以宋人陈元静在《汉天师家传》里指出：
真人讳道陵，……留侯子房八世孙也。光彩的祖宗既然发掘出来，泽及子孙的局面自然就此宏开。宏开的场面起初并不太好，因为闹了派系。马端临《文献通拷》经籍考中就谈到：道家之术，杂而多端。……盖清净一说也；炼养一说也；服食又一说也；符策又一说也；经典科教又一说也。这些派系林立的分歧，最后总算好转，慢慢的，他们洗掉了“黄巾贼”的于系，偷来了周易老庄的心法，形成了“丹鼎派”和“符箓派”。在两晋南北朝时代，势力逐渐膨胀，开始朝上流社会里钻。赵翼《陔余丛考》记“张真人”中说：魏晋以来，但私相传授，而未尊于朝廷。世说注郗愔与弟昙奉天师道，此人间奉道教之始也。
过了不久，所谓“嵩山道士”寇谦之出来了，他居然打动了北魏太武帝和大臣崔浩，君臣二人乃如赵翼所说：
迎致谦之弟子，起天师道场于平城东南，……此朝廷崇道教之始也。
这下子老道们可抖了！他们一下子得君行“道”，浩浩荡荡，打垮了所有的佛教，烧光了所有的寺庙，活埋了百分之八十的和尚，为张天师奠定了空前的威严（四四六）。这种威严在三百年后笼罩在一个皇帝身上，那就是杨贵妃的负心郎唐明皇。
唐明皇在中国文化上送了两个划时代的礼物：第一、他弘扬了平剧，给梨园子弟开创了先河；第二、他册赠了张天师，使“汉天师子孙嗣真教”，明定了道教教主的世袭，称他们为“太师”。在这里，张家的天师们又占了我们李家老子的便宜，因为唐代的皇帝姓李，老子也姓李，老子又被道教抬来做祖师爷，所以，李家的皇帝对张家的教主自然另眼看待。果然，一世纪后，唐武宗补足了“三武之祸”（八四五）。让张天师的师徒们来了一次绝后的表演——拆淖了四万个佛庙，强迫二十六万个和尚和尼姑还俗。三十九年后（八八四），唐值宗封张天师为“三天扶教大法师”。于是，张天师名至实归地迈进了宋朝。
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一○一六），找到了信州道士张正随，比唐朝进一步的予以优待——开始封号了，赐为“真静先生”，不但给他立授箓院及上清观，并且还不必纳税。随着又来了一个“老道迷”的皇帝——宋徽宗，他在崇宁二年（一一○三）赐了张天师的后人张继先为“虚静先生”，不但宋徽宗对这位“虚静先生”很着迷，连后宫的仕女们对他也迷透了。这位“虚静先生”是第三十代的张天师，他唯一对不起他祖宗的是他竟没结婚，使三十代的嫡派传统及身而绝！所以只好找个族人来接香火。当然了，他当时并没像今天的六十三张天师一样的“呈文内政部，准其收养子嗣”，他大概也不敢这样做，因为即使在专制时代，也有些特立独行的好汉们，挺身出来，指斥张天师“袭封”的不对，使张天师们有所畏惧。例如在清人王棠《知新录》中，就提到宋朝的一位林太守，曾把张天师关在牢里，然后向皇帝上奏说：“其祖乃汉（黄中）贼，不宜使子孙袭封。”朱熹还特别称道这件事，可见在民智未开的古代，毕竟还有明白人！
接着又到了元朝，在元世祖至元十三年（一二七六），赐第三十六代张宗演为“灵应冲和真人”。最初只给三品，再升到一品，冠盖京华，非常神气。美中不足的是，“张天师”
的称呼，还只限于民间俗称，并未法定。历来的帝王只肯用“真人”、“太师”、“先生”
等名称，甚至到了明朝，朱元璋还曾公开责问民间俗称“天师”的不当，认为“至尊者‘天’，岂有”师“也？”所以只肯给第四十二代的张正常一个二品，称做“正一嗣教真人”。从此张天师开始走下坡路，但是还是常到京师来走动。明朝神宗万历年间，北京闹了旱灾，皇上叫张天师作法求雨，求了一阵，可是雨还是不来，张天师非常难为情，皇上也不开心，只好把他请回江西龙虎山老家去。到了清朝，张天师的声望便不行了，高宗乾隆十二年（一七四七），索性改二品为五品，削减预算啦！不但削减预算，皇帝也不许张天师朝觐了，也不赐宴了，最后还把给张天师的银图章要了回去，对张天师小气透了！幸亏在十九年后，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