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师又表演了一次求雨，算他造化，居然下雨了，皇帝一高兴，又把他升到了三品。
可是到了仁宗嘉庆二十四年（一八一九），又降回到五品，打入冷宫，听任他们去搞符箓祈禳了！
于是，可怜的张天师，开始潦倒了！他们的服食导引、斋醮科仪……一切一切都引不起皇帝的兴趣和重视了！到了民国成立，张天师更是被遗忘了！天师所享的特权，也愈来愈少了！他似乎颇为怀念那帝王时代的日子，所以民国六年，张勋复辟的消息一传来，张天师便赶紧兼程就道，“晋京讨封”。倒霉的是，他还未得到好处，复辟就失败了。七月十号，在丰台地方，跟封建余孽雷震春、梁敦彦、张镇芳等一起被讨逆军抓起来，饱受一阵虚惊。
流年不利的张天师，只好又回到了民间，被民间奉为祈雨大师。在二十三年（一九三四）七月二十号的上海《新闻报》上，我们还可以看到那年上海天旱时，沪上名流王一亭等的奉请张天师来“登坛斋祷”。那时的张天师，若回想到当年他的列祖列宗们披黄巾的流风和烧佛殿的余韵，他真要感慨系之了！
大陆撤退来台的张天师是第六十三代的张天师，他到台湾后，据前面《徽信新闻》的报道：“政府为体恤其忠贞，曾由主管全国宗教业务的内政部，每年编列……预算，作为天师府的津贴费用，……月支四千元新台币。”
内政部主管单位这个举动，是我最不能了解的。因为我丝毫不认为国库里的钱，有这样“月支”的必要，这个举动明明是开时代的倒车：第一、所谓“张天师”，是连专制帝王都不屑承认的名目，可是民主时代的内政部却糊里糊涂的承认了；第二、所谓“天师府”，是连专制时代的帝王都不准设立的“府”，可是民主时代的内政部却莫名其妙的设立了；第三、所谓“体恤其忠贞”，试问大陆来台的同胞谁的“忠贞”不值得“体恤”？拿另外的“忠贞”的同胞的税捐来。“体恤”另外“忠贞”的教主，这是什么逻辑？
第四、所谓“预算”、“津贴”，不管是占总预算里多么微小的一部分，也不能乱编乱给。在开明的现代化的民主政治里。没有理由用国库的钱来养一个宗教偶像，“宪法”第十三条中明定“人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但却没有明定“人民有赡养教主的义务”。
第五、张天师“天”生其材，必有其用，他也有独立的人格，他该有自力谋生的能力与职业。自力谋生之余，登坛作法，炼汞烧丹，克绍祖裘，广被群生，都随他的便。总之，他不该打着祖传的招牌，四体不勤，白吃白喝。
上面五个理由之中的每一个，都足以证明内政部“月支四千元”的举动是一个愚昧的、落伍的、开时代倒车的举动。并且，这也不是爱护天师保障宗教的好法子！这种“津贴法”，是藐视六十三代天师的人格，是看轻这个曾经盛极一时的宗教！
并且，更值得考虑的是，内政部主管单位这种举动，乃是违背了“国民革命的历史传统”。主管单位的先生们何不读读历史，查查民国十六年北伐时，国民革命军到江西后革去张天师位号的那一进步措施，那是何等开明、何等现代化的气象？那时候谁会想到，二十年下来，内政部竟跑到台湾，在同一“天师问题”上，开了这么大的倒车！这不是违背“国民革命的历史传统”是什么？
这个“天师问题”乍看起来，是一个芝麻大的小问题，是个每年四万八千块预算的小问题，但是它所引伸出来的意义却并不小。因为在模式上，它是与“孔圣问题”、“孟子问题”、“曾子问题”、“活佛问题”等完完全全一样的——完全一样的一个花公家钱、吃祖宗饭的问题。
试看“孔圣问题”。试问孔德成的“大成至圣先师奉把官府”每年花了我们老百姓多少钱？试问孔夫子可敬，要“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难道还要敬他的子孙不成？敬他的子孙也罢，可是一敬要敬到他的七十六代重重重重孙子的孙子，这就未免有点那个吧？敬也可以，可是没有理由不让他自食其力，没有理由让他白吃祖宗饭，没有理由让老百姓们来分担他祖宗牌位的重量和牌位下的这位又白又胖的重孙子！在某些职务上（保管四库全书除外），孔德成先生有独立谋生的能力，并且有维持“大成至圣先师奉把官府”的能力，他何苦来抓住这份“津贴”不放？台大教授、师大教授、国大代表、总统府资政。故宫中央博物院联合管理处主任委员，这些荣于华衷的职务难道还不够他的？他又何苦来再沾祖宗的光？
沾个不停？孔德成先生之有今日，依他自己后天努力固然很多，但是靠他祖宗先生荫庇也委实不少，孔夫子说得好：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孔德成先生若能想想他老祖宗的话，他该知道他可以“知‘止’”了，他似乎该和张天师一样，也可以歇歇了！
我妄想有那么一天，中国的国土上再也没有靠祖宗吃饭的人。穿过一个学历史的人的透视，我不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妄想。历史上，多少“父死子荫”的类似局面，如今倒了；多少“传宗接代”的世袭皇朝，如今也倒了。历史的事实可以证明，任何“万事一系”的美梦到头来都将归于一场迷梦。在迷梦未醒之前，时代的倒车，回光的返照，只能显示靠祖宗吃饭者的悲哀——那没有独立人格的悲哀！
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十八日
（后记）这篇文章原登在《文星》六十九期（一九六三年七月一日台北出版）。关于张天师在明清以来失宠的情形，有两段小文献：
一、清人王世祯《池北偶谈》卷二：〔明穆宗〕隆庆中，江西守臣言：“张氏职名赐印，不载典制，宜永裁革。”诏革去“真人”之号，以为上清观提点。〔神宗〕万历初，复之。相沿至今，无厘正者，使与衍圣公，公然位列何哉？
二、清人采蘅子《虫鸣漫录》卷一：张真人于〔清仁宗〕嘉庆十年（一八0五）入觐。时值亢旱，命之求雨，不验，镌级。
先是上意革除道教，因每岁端阳，大内各宫殿正梁，均有黄绮朱符，乃真人遣神将所悬；其尤异者五月初一子正，各殿皆悬符，不知其从何而来，至初五日亥正，则俱杳矣！有此灵迹，遂贬而不革。祷雨不应，盖不敢违天也！
二十 十三年和十三月
一个小孩子，在十三年来慢慢长大，在十二个月里快速的投s他的力量，使台湾文化界有一点小小的波澜——这是我二十六年来所收割的一个“奇遇”。一些朋友对我这个“奇遇”感到兴趣，我也愿意在目前这种流言满天下的时候做一次自剖，好教人知道一个十四岁的小孩子如何在台湾受教育、如何在制式教育底下做了叛徒、如何在苦闷里奋斗挣扎、如何向他的读者们呈露他自己的真面目。这是一个自传性的故事，我最好从十三年前开始。
民国三十八年，（一九四九），上海撤退前不久，我家搬到台湾。
那时候我十四岁。在战乱中，小学毕业文凭都没来得及领，却进了两次初一（最初在北平市立第四中学，只读了一个多月，就逃难了；到了上海，改入市立缉规中学，读了不满一学期，又再逃难；到台湾后，我跳班考进省立台中第一中学初中二年级，读到高二完了，高三上念了十几天，就因痛恶中学教育制度的斲丧性灵，自愿休学在家。我父亲是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在北京大学毕业的，充分具备着北大那种“老子不管儿子”的自由精神，他随我的便，轻松他说：“好！你小子要休学，就休吧！”
我父亲当时正是第一中学国文科主任，他跑到学校，向教务主任说：“我那宝贝儿子不要念书啦！你们给他办休学手续吧！”
于是我蹲在家里，在我那四面是书的两个榻榻米大的书房兼卧室里，痛痛快快地养了一年浩然之气。
一九五四年暑假，我以同等学力的资格考进台湾大学法律系司法组，读了不到一年，又不想念了，乃重施故技，自动休学。痛快了几个月，然后考入台大历史系。
历史系是一个神秘的系，它可使狂者愈狂，捐者愈猖，笨者愈笨。在我没进去以前，我听说这系最好；等我进去了，我才发现它好的原因。原来它是台大那么多个系中，最容易混的一个系：上上课，抄抄笔记，背一背，就是成绩甲等学生；逃逃课，借抄笔记，背两段，就是成绩乙等学生；不上课，不抄笔记，不肯背，也不难及格，就是丙等丁等学生，李敖之流是也！
到了历史系，我真的安定下来。除了每学期终了要硬着头皮敷衍一阵考试外，其他时间，我就乐得自由自在自己读书，或是跟一些好朋友游山、玩水、喝酒、吵架、深更半夜坐在校园草地上，直谈到天明。然后诸豪杰一一困了，由宣告不支者出面，掏出烧饼油条基金，大家再共襄盛举，最后的早餐一毕，纷纷做鸟兽散，各梦周公去讫，或是留给潜意识去做乌托邦式的社会改革了。
历史系毕业后，我开始做预备军官。一年半的军队生活更凝固了我个人的思想与悍气，我在野战部队中吃过一般预备军官不太容易吃到的苦，可是我很坚强。快退伍的时候，姚从吾老师正好做“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的研究讲座教授，问我愿不愿意给他做助理研究人员，我那时正愁走投无路，当然表示愿意。一九六一年二月六日，我坐上回程的军舰，九天以后，又回到了台大。
台大那时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我走回来，大有物是人非之感。过去的老朋友、老情人都已高飞远扬。我徘徊了一阵，在学校附近找了一间小房，四个榻榻米大，矮得双手不能向上举，我订名为“四席小屋”，颇得俯仰之乐。晚上从研究室走出来，整个的文学院大楼一片漆黑，我想到我的身世和抱负，忍不住要叹一口气。有时候，陈宝琛那两句诗就从我嘴边冒出来，正是：
委蜕大难求净土，
伤心最是近高楼！
我的“四席小屋”地处要津，每天客人不断，最多时候一天有十四个客人，附近环境又太吵，老太婆、少乃乃、孩子一大堆。我虽在陋巷，但自己却先“不堪其扰”起来。熬了四个月，决定下乡。选来选去，在新店选到了一间小房，背山面水，每月两百元，于是我装满了一卡车的书，开始搬家。
新店乡居是我二十六年来最淡泊、最宁静的日子，这段和自然接近的生活给了我深刻思考的机会，在青山里、在绿水边、在吊桥上，我曾细想我该走哪一条路，怎么走这条路。
我从小在北平长大，文化古城与幼时环境使我在智力上趋向早熟，我在六岁时已能背《三字经》，十岁时已遍读《水浒传》等旧小说，十一岁时已看过《黑奴魂》（《黑奴吁天录》）等翻译小说，小学六年级时我已有了私人的理化实验室，并做了全校图书馆馆长。
我从小就养成了重视课外书的习惯，也养成了买书藏书的癖好。一九四九年到台湾时，我的全部财产是五百多本藏书，（其中有许多东北史地的材料，因为那时候我不自量力，竟想著一部“东北志”！藏书中还有李玄伯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新研》，是我初一时买的，我万万没想到在七年以后，我竟在李先生的课堂上，用这书做了教本！另外还有一册郑学稼先生的《东北的工业》，是我小学六年级时买的，我也万万没想到在十四年后，我竟被这书的著者大骂，直骂到我的“令尊堂”！）这些早熟的成绩，使我很早就对教科书以外的事务发生极大的兴趣，使我很早就有了“优宗周之陨”的孤愤。
初二以后我就读台中一中，我的大部分时间全部消耗在这个中学的图书馆里。这个图书馆的藏书相当丰富，我以义务服务生的资格在书库中泡了四年之久，使我对一般书籍有了不少的常识。最使管理员们惊讶的是，我甚至可以闭起眼睛，单用鼻子就可以鉴定一本书是上海哪个大书店印的，这是我在teen－age中，最得意的一门绝技。
在制式教育中，我慢慢长大，也慢慢对中学教育不能容忍。就客观环境来说，我总觉得我所经验的中学教育赶不上我在北平时的残余记忆，在残余记忆里，我认为北平的中学生不像台湾这样呆板、肤浅、缺乏常识与性灵；就主观感受来说，我读的课外书愈多，我愈觉得中学教育不适合一般少年的个性发展，更不要提高iq较高的学生了。中学的教育制度、教授法、师资、课程分配等等都有着极严重的缺陷与流弊，我在十年前高一的时候就给《学生》杂志写过一篇四千字的文章——《杜威的教育思想及其他》，在那篇文章里，我曾对杜威那种“进步教育”（progressive education）有着极强烈的憧憬，这种憧憬使我在有着强烈对比的中学里面非常痛苦，到了高三，我已完全不能忍耐，我决心不想拿这张中学文凭。
以“在野”之身，我开始向往台大，向往大学教育会带给我一点补偿或安慰，一年以后我走进这个学校的校门，呼吸着远比中学自由的空气，我一度感到满足。
可是，很快的，大学的生活使我深刻了解所谓高等教育的一面，它令人失望的程度比中等教育尤有过之，尤其是我身历其境的文法学院，其荒谬、迂腐已经到了不成样子的地步，六七个大学外文系的大一英文的教师甚至搞不清willia saroyan是准；而法律系的一些师生，却连hugofayette bck都不知道！
我在学院里生活，可是却对学院的空气感到十分不满，大学教育带给人们的不该是读死书、死读书，甚至读书死，它应该真正培养出一些智慧的才具，培养出一些有骨头、有判断力、有广博知识、同时又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但是，事实上，大学教育在这方面可说是失败的。今天的大学生很少能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特立独行。他们只会抄抄笔记、背背讲义，然后走进教堂或舞会，在教堂里，他们用膝盖；在舞会里，他们用脚跟，他们的神经系统已经下降，他们不会用脑筋！
带着失望的心情我走出大学，进入军队。一年半从戎投笔的生涯在我的生命里掺进新的酵素，它使我在突然问远离了学院、远离了书卷、远离了跟民间脱节的一群。在军队生活里，我接触到中国民间质朴纯真的一面，而这些质朴与纯真，在我出身的“高等学府”里，早已是教科书上的名词。这段经验使我愈来愈感到大学教育的失败，在退伍归来，我写着：
教育好像是一架冷冻机，接近它的时间愈久，人就变成愈冷淡。大多的理智恰像泰戈尔形容的无柄刀子，也许很实际很有用，可是太不可爱了！
不论我怎么苦恼，我毕竟是学院出身的人，学院的影响在我身上留下了巨大的烙印，使我的职业与方向不能有原则性的修改。所以在一年半的民间生活之后，我又回到学院里，翻开了《大藏经》，摊开了《宋会要》，找出了《东方学报》（acta orientalia），想用坐拥百城的丹铅方法，掩埋我内心的波澜与寂寞。
多少次，在太阳下山的时候，我坐在姚从吾先生的身边，望着他那脸上的皱纹与稀疏的白发，看着他编织成功的白首校书的图画，我忍不住油然而生的敬意，也忍不住油然而生的茫然。在一位辛勤努力的身教面前，我似乎不该不跟他走那纯学院的道路，但是每当我在天黑时锁上研究室，望着他那迟缓的背影在黑暗里消失，我竟忍不住要间我自己：“也许有更适合我做的事，‘白首下书帷’的事业对我还太早，寂寞投阁对我也不合适，我还年轻，我该冲冲看！”
于是，在寒气袭人的深夜，我走上了碧潭的桥头，天空是y沉的，没有月色，也没有垦光，山边是一片死寂、一片浓墨，巨大而黑暗的影子好像要压到我的头上来，在摇撼不定的吊桥上，我独立、幻想，更带给自己不安与疑虑。但是，一种声音给了我勇敢的启示，那是桥下的溪水，不停的、稳健的、直朝前方流去、流去，我望着、望着，不知刊。么时候，出现在我眼前的溪水已变成稿纸，于是我推开《窃愤录》，移走《归潜志》，拿起笔，写成了投给《文星》的第一篇文字——《老年人和棒子》。
《老年人和棒子》是在去年十一月一号发表的，到现在为止，已经十三个月了。十三个月来，我给《文星》写了十五篇文字，给《传记文学》写了一篇，总数虽不过十六万字，风波倒惹了不少，不虞之誉和不虞之毁一直朝我头上飞来，大有“折杀奴家”之概！
我是本性嘻嘻哈哈的一个人，嘻嘻哈哈的性格使我不太能用板着面孔的方法去做人处世写文章。在认知上，我有相当的理智训练，但这种训练不太能驾驭我情绪上的自由自在，在情绪上，我是有宗教狂热的人。表现这种狂热的办法在我有两种：一种是强者的豪迈；一种是犬儒式（cynic）的愤世嫉俗。在前者，我喜欢有几分侠气的人物，田光、侯赢、朱家、郭解、王五一流人，他们虽然不属于这个时代，但他们的片羽吉光却是我们这一代的最好营养；在后者，我喜欢第欧根尼（diogenes）、喜欢伏尔泰（voltaire）、喜欢斯威夫特（swift）、喜欢萧伯纳（bernard shaw），喜欢他们的锋利和那股表现锋利的激情。
这种激情使我对传统的伦理教育感到不耐，我们的传统是“君子”式的“儒”，在这种传统底下，为一般人所称道的人格标准竟是态度颧预的厚重、庸德之行、庸言之谨、逆来顺受、知足安命、与世无争、莫管闲事、别露锋芒、别树敌、别离经叛道。要敬老……这些标准上铸造出来的人格是可以想像的。所以在中国社会中，我们看到最多的是三种人，第一是乡愿，第二是好好先生，第三是和事老。至于等而下之的巧言令色之徒、巧宦、走狗、奴才、文警、小人、马p精、笑面虎，那又更不知道有多少。痛快的说，这些人绝对不能把咱们国家带到现代化，咱们若要真的振作起来，非得先培养愤世嫉俗的气概不可！愤世嫉俗并不是什么要不得的事，尤其我们这个死气沉沉的老大民族，我们怎么配说愤世嫉俗要不得？
社会给青年的教育，不该是先让他们少年老成、听话、做烂好人。应该放开羁绊，让青年们尽量奔跑，与其流于激烈，不可